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現及飲用茶葉的國家，茶葉的歷史源遠流長，普洱茶作為眾多國茶的一種，同樣擁有著輝煌的歷史。他經歷千載沉浮，承載著多元的民族文化及濃厚的歷史底蘊，留存至今，關于普洱茶的浩瀚史籍都在敘說著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普洱茶故事。
首先讓我們穿越時空的隧道，回望數千萬年前古特提斯多島洋上普洱茶最早的生命軌跡。大約6500萬年前，也就是在恐龍滅絕后的新生代早期，種子植物中的山茶屬植物，在亞洲板塊的南緣繁衍生息。到了新生代的中期，聯合古大陸再一次解體，幾大洲的板塊再一次移動，產生了印度板塊與歐亞板塊的碰撞，喜馬拉雅造山運動開始了，青藏、云貴高原急劇隆起。
在迄今200萬年前至300萬年前的第四紀冰川時期，寒冰長久覆蓋的植物基本消亡，而云南的大葉種茶樹，地處北回歸線附近、亞熱帶高原，躲過了這場災難，繼續頑強生息。
云南也被學界公認為茶樹發源的核心地帶。
公元前1066年，常璩《華陽國志》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魚鹽銅鐵，丹漆荼蜜皆納貢之。”有史學家考證，巴蜀之師共有八個部落，濮人(布朗族的祖先)是其中一個部落。這說明早在3000多年前，布朗族的祖先就已經把茶作為貢品了。邦崴過渡型古茶樹是古代濮人栽培馴化茶樹遺留下來的活化石。
晉朝傅巽在《七海》中提到：“蒲桃、宛李、齊柿、燕栗、垣陽黃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極石蜜。”其中南中即今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總稱，茶子即是茶，可見云南茶當時已成為有名的特產之一。
公元863年(唐咸通四年)，樊綽在《蠻書·云南管內物產第七》曰：“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銀生古址在今云南省景東縣，南詔王曾置銀生節度于此。景東及周邊至今仍是普洱古茶園的密集區域。
宋代飲茶習俗風靡全國。宋徽宗趙佶御筆論茶，寫出《大觀茶論》。王安石《議茶法》云“茶之為民用，等于米鹽，不可一日無。”南宋李石的《續博物志》專門描述了古滇銀生節度諸山所產之茶的采摘、食用等細節。
在唐宋時期，中原王朝的內部地區與邊疆地區，產生了“以茶易馬”或者“以馬易茶”的貿易方式，這就是歷史上的“茶馬互市”。
當時，中原政權最大的敵人為北部及西北部的游牧民族，而在數次的交手后，發現游牧民族戰斗力強悍的原因就在于他們騎兵的戰馬。他們的馬匹不僅數量多，而且品種好。相同馬齡的馬匹，游牧民族所在地區品種的馬，速度及耐力等各方面都優于中原地區的馬。于是，中原地區對邊疆地區的優良品種的馬馬就有了極大的購買需求。
恰好當時邊疆地區的人們，常年飲食以牛、羊為主，少青菜，他們逐漸發現中原地區購買過來的茶，喝起來有著分解油脂，增加奶香的功效。于是，邊疆地區的民族，在養成了喝茶的習慣后，對中原地區的茶，也產生了大量的購買需求。
于是，兩邊各取所需，邊疆地區民眾用自己手中的“馬匹”來換取中原地區百姓的“茶葉”。而中原地區的百姓用自己家鄉盛產的“茶葉”，換取邊疆地區民眾優良的“馬匹”。這樣的貿易形式，將供求關系的平衡做到了極致，就是最早的“茶馬互市”。
茶馬互市圖
之后，順其自然地就出現了滿足這種貿易形式的貿易通道。古代交通方式有限，“馬幫”就成了為交換“馬匹”和“茶葉”貿易提供服務的運輸商。隨著“茶馬互市”規模的擴大，一條條古道被相繼探索發展出來，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逐步將這些道路統稱為了“茶馬古道”，一個聽起來還有點浪漫的名字。
在這條歷史悠久的古道上，誕生的陳化發酵產物普洱茶，歷經時間和自然的磨練，散發出獨特的陳香味。
北有“絲綢之路”，南有“茶馬古道”。每當品讀明代文學家湯顯祖《茶馬》古詩時，眼前不禁浮現歷史上那一隊隊穿梭在“茶馬古道”上的馬幫，耳邊回蕩著邊疆小調，鼻尖縈繞著濃郁茶香，久散不去。
“茶一何美，羌馬一何殊”“羌馬與茶，胡馬求金珠”。
可以這樣說，沒有“茶馬古道”，就沒有現今聞名世界的“普洱茶”。“馬幫文化”和“普洱文化”兩者之間的相輔相成，才讓“普洱茶”的茶香，飄過了雪山，飄過了草地，縈繞在了每個喜歡喝普洱茶的茶客頭頂，久久不能散去。
茶馬古道分布圖
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諸夷風俗》曰：“金齒百夷……交易五日一集，以氈、布、茶、鹽互相貿易。”“金齒”是指滇西地區包著金牙的少數民族，百夷是指擺夷族，乃傣族之先民。當時茶葉在云南只是集市貿易的一種商品，還沒有形成產業規模。
1381年，“普耳”一詞第一次出現在文書中。當時普洱區域劃歸元江軍民府車里宣慰司管轄，稱“普耳”。此前出現在唐宋元諸代的史籍中，都寫成“普日”或“布日”。
明朝是一個特殊的時期，流官制度引來大量屯田士卒進入滇境。中原制茶技術推動了云南茶葉工藝水平的提高。1620年，謝肇淛《滇略》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團，瀹作草氣，差勝飲水耳。”這是在史料文獻中“普茶”一詞的第一次亮相。
明代天啟年間，云南茶葉生產發展迅猛。由于茶產量的增加，景東府“新增茶稅銀一百二十五兩”(劉文征《滇志》，1621-1627)。明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件是普洱茶在大理的出現。那時，大理點蒼山上的古剎感通寺附近有古茶園，當地人采用曬青工藝制作毛茶。1639年，徐霞客在感通寺觀看了茶葉采制過程并寫下：“樹皆高三四丈，絕與桂相似，時方采摘，無不架梯升樹者。茶味頗佳，炒而復曝，不免黝黑。”比徐霞客稍早的白族進士李元陽則在《大理府志》(1563年)中寫道：“點蒼茶，樹高二丈，性味不減陽羨，藏之年久，味愈勝也。”這是關于曬青工藝普洱茶“越陳越佳”特征的最早表述。
清代普洱茶歷史是輝煌和凝重的。
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劉健《庭聞錄》載：“北勝(今麗江永勝縣)達賴喇嘛、干都臺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鄧幾墨勒根賚方物求于北勝州(今麗江市永勝縣)互市茶馬”。平西王吳三桂正式奏請朝廷，建議在云南開市易馬。吳三桂的奏文獲得皇上恩準。“茶馬互市”不僅滿足了西藏人民對茶葉的需求，而且在政治上把西藏和祖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王廷相《嚴茶議》云：“茶之為物，西戎吐番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于此也。是則山林茶木之葉而關國家政體之大，經國君子，固不可不以為重而議處之地也。”
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章履成《元江府志》寫道：“普洱茶，出普洱山，性溫味香，異于他產。”這是歷史上“普洱茶”一詞首次面世。
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鎮守云南開化(今文山)等處地方副將總兵官閻光煒為康熙皇帝八十大壽進貢，具體恭品如下：“普洱肆拾圓，孔雀翅肆拾副，女兒茶捌簍，巨勝子兩袋……”。這是普洱茶進貢最早的官方文獻。
清雍正年間，云貴總督鄂爾泰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1729年(雍正七年)，普洱府正式設立。為了管理茶葉生產，鄂爾泰在攸樂(今景洪市基諾鄉)設同知府，在思茅(今普洱市思茅區)設通判和總茶店，規定所有茶葉均須賣給總茶店，再由總茶店賣給茶商。以往進入茶山的漢族商人，悉數驅逐。
1734年(雍正十二年)，云南普洱茶被列為清廷貢品，其花色品種有普蕊茶、普芽茶、普茶膏、大普茶、中普茶、小普茶、女兒茶、蕊珠茶等“八色”。其中“普蕊茶”屬白茶類，“普芽茶”屬(曬青)綠茶類;二者均為散茶;“大普茶”“中普茶”“小普茶”“女兒茶”“蕊珠茶”亦屬綠茶類，形態為緊壓茶(即團茶);“普茶膏”則是經“發酵”后再加工的特種茶。
“夏喝龍井，冬飲普洱”成為了清宮內上行下效的飲茶風尚。
乾隆皇帝對普洱茶的推廣功勞尤大。他曾作詩云：“唯有普洱號剛堅，清標未足夸雀舌。”由于普洱茶形制獨特，在京城數量稀少，因此乾隆皇帝常將它作為賞賜外番或外國使節的禮品。
1792年，以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為首的觀光團一行95人來華，向乾隆祝賀80大壽并送上壽禮。作為禮尚往來，乾隆回贈了大批珍貴禮物，其中就有普洱茶和普洱茶膏。這是普洱茶作為國禮的高光時刻。
朝鮮學者李圭景(1788一1856)在《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中寫道：“今燕都(指北京)茶品之藉藉盛行者，普洱茶為第一，白毫茶為第二，青茶為第三，黃茶為第四……”即使在外國學者的眼中，普洱茶也當之無愧地成為當時茶品中的翹楚。
1799年，檀萃《滇海虞衡志》載：“普洱茶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為產而資利賴者也。出普洱屬六茶山：一曰攸樂，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蠻磚、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茶客收買，運于各處。每盈路，可謂大錢糧矣。”普洱茶的盛況由此可見一斑。
傳統的六大茶山指今勐臘境內的莽枝、易武、蠻磚、倚邦、革登及今景洪境內的攸樂。
清道光年間，車順來進京參加科舉考試并取得了貢生學位。為了報答朝廷，他將本號精制茶品送到宮中。道光皇帝飲后贊此茶：“湯清純、味厚釅、回甘久、沁心脾、乃茗中之瑞品也”，并欽命頭品頂戴赴云南呈宣，賜封車順來為“例貢進士”，由云南布政使司布政使捷勇巴圖魯史監制成“瑞貢天朝”金色大字牌匾。
到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易武本地官商余資充足，捐款修筑易武至思茅茶馬驛道。驛道以石板鋪面，寬六尺(一尺≈33厘米)，全場211千米，由此普洱茶步入鼎盛時期。
大約在清光緒年間(1871-1908)或更早，倚邦、易武等地的茶商開始將普洱茶運銷越南、老撾等地，隨后銷區漸漸擴大至泰國、緬甸、印度、馬來西亞等國，并轉銷我國兩廣及香港地區。1887年、1897年蒙自和思茅海關相繼設立后，這種民間貿易依然維持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
云南雖地處西南邊疆，但是全國茶產業的興衰，對云南的影響也是直接的。1886年，中國茶葉出口達到歷史高點，隨后逐年下降。清末的普洱茶與整個中國經濟一樣，外銷受到法國人的限制;邊銷西藏，則有英國人在印度阻攔。
1908年(光緒十三年)，清廷已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加之該年又發生了進貢馬幫在昆明附近被搶劫事件，普洱貢茶時代從此結束。
1950年，云南正式解放，昆明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中茶公司、康藏茶廠和順寧實驗茶廠。10月，布朗族最后一位頭人蘇里亞進京參加國慶觀禮，將自己親手制作的普洱茶送給毛澤東主席。
1978年，法國圣·安東尼醫學院及法國里昂大學相繼開展“云南沱茶[普洱茶]”的醫學研究，并于1987年7月在法國巴黎王子酒店發布研究成果。這是西方國家首次使用現代醫學科學方法在病理、藥理等方面對普洱茶進行臨床醫學試驗，并臨床正向驗證了普洱茶的降血脂、降血壓等功效。
1993年，首屆中國普洱茶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茶樹遺產保護研討會在思茅召開。這屆研討會專門討論了云南古茶樹問題，為后來山頭茶的興起埋下了伏筆。
2005年5月，“云南普洱·瑞貢京城”馬幫，從云南出發跋涉8000多公里，途徑云南、四川、陜西、山西、河北等地，于當年10月10日踏入北京地界。“馬幫進京”是當年最熱門的新聞之一。10月，國家商標局為云南普洱茶頒發了“‘普洱茶’地理標志證明商標注冊證”。從此，只有符合注冊條件的茶品才能稱為普洱茶。
2006年，云南普洱茶地方標準出臺。內容包括：《普洱茶》《普洱茶產地環境條件》《普洱茶生產技術規程》《普洱茶加工技術規程》等4個標準，《普洱茶》為強制性標準，其余3個為推薦性標準。該標準代替此前發布執行的編號為DB53/T103-2003的《普洱茶》地方標準。
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GB/T 22111—2008《地理標志產品 普洱茶》頒布實施。
2012年，神舟9號飛船載著3名航天員成功升天，同時搭載了云南的普洱茶籽種，普洱茶種第一次登上太空。
2013年，普洱茶價格堅挺上揚，東北、華北、西北普洱茶消費人群快速增加。
2017年，歷史上第一部官方《普洱茶年鑒》正式出版。普洱茶榮獲“中國茶葉區域公共品牌”冠軍。
2018年，普洱茶蟬聯“中國茶葉區域公共品牌”冠軍。
2019年，聯合國宣布每年5月21日為“國際茶日”，以贊美茶葉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價值，促進全球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