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真正體會普洱茶的魅力，感受它的文化韻味，要像鑒賞古玩那樣，對普洱茶的歷史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普洱茶歷史久遠，內蘊深厚，演變復雜，至今還留下了不少撲朔迷離的問題。要想真正體會普洱茶的魅力，感受它的文化韻味，要像鑒賞古玩那樣，對普洱茶的歷史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對那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有一個獨立的判斷。下面筆者作為一個普洱茶愛好者就普洱茶歷史問題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如何對待史料
普洱茶產生于云南這個邊陲之地，由于歷史和社會的原因，普洱茶早期歷史可信的史料非常稀少，所以更要認真考辨，而不應在沒有信史確證的時候以一種浪漫主義的手法來演繹普洱茶。比如檀萃１７９９年所著《滇海虞衡志》中說：“頃檢李石〈續博物志〉云：‘茶出銀生諸山，采無時，雜椒、姜烹而飲之。’普洱古屬銀生府，則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時。宋人不知，猶于桂林以茶易馬。”這是許多研究者多有引用的一條史料，但它仍有不少可商榷之處。首先，“茶出銀生諸山”之語的第一出處并非宋代，而是唐代樊綽的《蠻書》。其次，無論《蠻書》還是《續博物志》均未提到茶葉產量或茶葉貿易，以此推論吐蕃在唐代就用普茶過于武斷。在傳統的志書上，提到物產時往往并不是以產量作為入選標準，云南明代以前的志書中也提到過很多地方產茶，但這并不表示其產量達到貿易水平。我們知道，茶從唐代開始一直是中央政府進行茶馬交易、控制吐蕃的利器。但如果南詔－大理有茶葉進入吐蕃，將極大削弱中央政府對戰馬的獲得和對吐蕃的控制。又從史料看，如果大理國有茶葉供應吐蕃，那也不必用重要戰略資源—戰馬，去換中央政府的茶葉和布匹，宋朝也就沒必要在桂林設立茶馬司了。如果我們用后期的史料反證唐宋的茶葉生產狀況的話，也應該引用正史，正史中關于茶葉稅收的記錄則是生產銷售狀況的最可靠的佐證。《元史》（１３７０年）雖然提到過大葉茶，但將云南列入不產茶的行省；明初云南茶課（見《明會典》，１５０２－１５８７年）為十七兩三錢一分四厘，即使按茶稅較低的明代中期每茶引三錢記，云南上稅的茶也僅５７擔多，不到３０００公斤。云南茶葉生產是在明代中葉才開始飛速發展。天啟年間，由于普茶產量的增加，景東府“新增茶稅銀一百二十五兩”(劉文征《滇志》,１６２１－１６２７)。因此，唐代吐蕃用普茶的可能性不大。通過以上論述，我想表達以下幾個看法：一、考據普洱茶一定要以實證為基礎；二、我們需要有人做更多更專業的正史和檔案研究，以從中找到更確實的普洱茶史料。
普洱貢茶知多少
普洱貢茶起自何時，這是一個一直沒有搞清的問題，據上世紀初羅養儒《記我所知集》：“云南貢茶入帝廷，是自康熙開始。康熙某年有旨，飭云南督撫‘派員，支庫款，采買普洱茶五擔運送到京，供內廷作飲’。”這以前，從歷代文獻和《清會典》(１６９０)看，云南貢品中是沒有茶的。普洱貢茶的多少和品種在清代不是固定的。據乾隆年間《內務府奏銷檔案》記載：云南年進貢普茶４００小圓，普洱女兒茶、珠茶各１０００圓，普洱芽茶、蕊茶各１００瓶，普洱茶膏１００匣。其后的《養吉齋叢錄》（１９世紀中）則變為：云貴總督每年端午進貢“普洱大茶五十圓，普洱中茶一百圓，普洱小茶一百圓，普洱女茶一百圓，普洱珠茶一百圓，普洱芽茶三十瓶，普洱蕊茶三十瓶，黃緞茶膏三十匣，象牙一對，茯苓四元，朱砂二匣，雄精二匣。”這些與阮福《普洱茶記》略有差異。到了清末，據羅養儒記載：貢茶由寶森茶莊采辦，為大方磚茶、小方磚茶，俱印出團壽字花紋，又做些極其圓整、極其光滑之大七子圓茶、小五子圓茶，包裝整齊妥當，然后送交督撫衙門。除此之外，尚附有十個八個云南出產之大茯苓，又附有寶森茶莊所制之茶膏若干匣。云南的貢茶并不是最多的，當時尚不能與四川相比，貢茶數量最多的應是浙江，僅上用黃茶就有２８簍４２００斤，內用黃茶１．３３萬斤，以滿足皇帝和內廷每日熬煮奶茶的需要。貢品的流動并不是單向的，也并非全為內廷所用，皇帝還要給予大量的賞賜流回云貴。如年終例賞的干果、奶餅、鹿肉等和臨時的賞賜。以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為例，全年皇帝賞賜云貴總督鄂爾泰共８次，賞賜物品有對聯、吉祥十字、珍珠、貂皮、鹿尾、野雞、廣橙、文旦、銀鼠袍、手香、人參筍、錠藥、月餅、石榴、葡萄、哈密瓜、各種瓷瓶、各種繡品、茶等等。其中，五月賞賜鄭宅茶二匣，潤七月賞賜蓮心茶二瓶、茶膏一匣。我們看到，這里出現了一個貢品的互換，云貴進貢普茶，皇帝又以賞賜的形式將別省進貢之物賞賜給他信任的重臣們，鄂爾泰則是其中翹楚。可見，貢茶的價值根本無法和賞賜的價值相比。從另一個角度看，云貴一年一貢，其貢品無論從數量還是價值也都較一年三貢的陜甘總督少得多。
“七子”何時“圓”成“餅”
七在中國是一個吉利的數字，七子作為多子多福象征，在南洋已深入人心。其實七子的規制是起自清代，《大清會典事例》載：“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提準，云南商販茶，系每七圓為一筒，重四十九兩（合今１．８公斤），征稅銀一分，每百斤給一引，應以茶三十二筒為一引，每引收稅銀三錢二分。于十三年為始，頒給茶引三千。”這里，清朝廷規定了云南藏銷茶為七子茶，但當時還沒有這個提法。清末，由于茶葉的形制變多，如寶森茶莊出現了小五子圓茶，為了區別，人們將每七個為一筒的圓茶包裝形式稱為“七子圓茶”，但它并不是商品或商標名稱。清亡初期，面對茶餅重量的混亂和競爭的壓力，一些地區成立茶葉商會，試圖統一。如思茅茶葉商會在１９２１年左右商定：每圓茶底料不得超過６兩，但財大氣粗又有政界背景的“雷永豐”號卻生產每圓６兩五錢每筒８圓的“八子圓”茶，不公平的競爭下，市場份額一時大增。解放后，云南茶葉公司所屬各茶廠開始延續原中茶公司的商標，生產“中茶牌”圓茶。其商標使用年限為１９５２年３月１日起至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８日止。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云南茶葉進出口公司希望找到更有號召力、更利于宣傳和推廣的名稱，他們改“圓”為“餅”，形成了“七子餅茶”這個吉祥的名稱。從此，中茶牌淡出，圓茶的稱謂也退出舞臺，成就了七子餅的緊壓茶霸主地位。七圓一筒原是清朝廷為了規范計量、生產和方便運輸所制定的一個標準，只有在清代前期和中期，以及解放后的計劃經濟時代才具有規范作用。一旦進入自由化市場，除了品牌價值，它所代表的質量和重量的意義也就模糊了。四禧茶、五福茶已經有了，難保今后不出現八禧、九宮之類的茶品。有特定歷史價值的“七子餅”一名將會有什么樣的變化，令人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