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以前，中國的茶在國際貿易市場上保持順差，牢牢攢著話語權。東印度公司曾試圖尋求管道引種，沒想到到手的種子不是被煮熟的、就是被毒死無法發芽的。直到羅伯特·福瓊喬裝打扮，從安徽和武夷山拐走大量茶苗和靠譜的種子，才打破中國把持茶葉資源的貿易僵局。據《東華續錄》的記載，在洋人還不懂種茶的時代，中國茶不管品質高低，一擔隨便都有五六十兩到七八十兩的賣價，還可附加百分之五的出口稅。
18世紀中葉以來，國際茶葉貿易以紅茶為主流，市場需求量大。福瓊說，當喝茶變成英國和殖民地人們生活必需時，大規模、成本低廉的茶葉生產就不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了。1870年后，英國開始將茶葉貿易的注意力轉向其殖民地印度，逐步降低對中國茶葉的貿易依賴。而同一時期，中國對美的綠茶市場，也因質量參差，被日本趁亂劫走。中國綠茶外銷涼涼了，而國際市場對紅茶的熱情依舊不減。窮則思變，“綠轉紅”似乎成為中國茶發展不可逆的唯一選擇。
這時候，還能在印度紅茶、錫蘭紅茶的夾縫中逆襲的，大概僅剩祁門紅茶了。
中國紅茶的逆襲
在中國茶的歷史長河中，祁門紅茶的位置是很尷尬的。1875年創制至今還不滿一個半世紀，非但沒有動輒千年的典故可以依托，而其因應商貿而生的背景，與避談商利、清高自守的傳統文人形象，似乎也有一絲違和。
說白了，祁紅的發展并沒有太多的文人雅趣，而是來自于貿易市場的需要，完全從商業角度出發，還經歷過茶農、茶商、洋行之間的爾虞我詐。吳覺農先生在《祁門紅茶復興計劃》中提到：洋商操縱祁紅的價格，每年最早運達上海的祁紅價格極高，過兩日即下跌三成，再過兩日茶價已不足一半，不僅定價隨洋商所欲，行業內還有“吃磅”的慣例，不論茶的品質如何，出貨時必須多給2.5%至4%不等的補貼，且這種盤剝并不僅止于洋商，茶棧、茶號、茶農之間也存在著大魚吃小魚的關系。——這和中國傳統茶飲慣以文人小情趣聞名的設定壓根相反，還多了幾分庸俗的氣息。
庸俗與入世救贖或許是一體兩面，祁紅一反中國茶含蓄內斂的高冷氣質，為中國紅茶的發展立下一塊嶄新的里程碑，靠著高揚的香氣走出國門，拿下1915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的金質獎章，和印度大吉嶺、錫蘭烏瓦并稱世界三大高香紅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