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茶業和茶葉文化初興于巴蜀，自秦人收蜀而后，隨國家的統一和各地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交流的加強，我國茶業不但在巴蜀，在全國其他地區首先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逐步發展和傳播開來。筆者在過去有的文章中說過，“如果說先秦是茶業和茶葉文比在巴蜀的孕育階段的話，那么，兩漢三國南北朝，則是我國茶由巴蜀向外漸次傳播的階段”。不過，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國早期飲茶和茶葉文化的傳播，主要是一種與茶葉生產相結合的傳播。如果茶葉的飲用沒有可靠、固定的茶葉來源，即不能當地生產，僅僅依靠不穩定的少量茶葉貿易，茶的飲用也就不會約定形成為社會風俗。這一點，我們可用中原飲茶的史實為例，兩漢時，飲茶和茶的生產，大致就從巴蜀傳到了荊楚，但漢時中原除《爾雅》和《說文解字》一類的辭書有茶的釋文以外，未見有其他任何茶事記載。三國兩晉和南北朝時，茶由兩湖進一步傳到了長江下游和華南地區，但黃河流域除西晉南北統一的短時間，如左思《嬌女詩》所示，茶葉的飲用在上層社會有一定發展外，三國東晉和南北朝，因南北分裂，北方不說民間就是上層社會，也鮮有飲者。這一時期南方飲茶為什么逐步不斷發展了起來？主要的一點，這里茶葉的飲用和茶樹的種植是同步發展的。先秦我國早期茶文化如果從文化歸屬的角度上說，只是巴蜀的一種區域文化內含。由漢至南北朝，隨茶的飲用和茶業在我國南方的一步步發展，我國始出巴蜀的茶葉文化，擴而展之，也一步步與楚文化、吳文化、越文化相會相融，由原始、簡約也不斷充實、豐富，進一步也就由巴蜀擴展為整個南方的一種文化現象。在本章，我們按時序對南方飲茶和茶業的傳播發展，稍展開一說。（一）兩漢茶業簡說秦代時間不長，史籍也沒有留下多少茶葉資料，可以約略不談。兩漢時，在我國古代文獻中，不只《爾雅》和《說文解字》等一類字書中，在一些醫藥著作和筆記小說中，也都出現了茶的專門介紹和記述，是我國也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記載的最早時代。自此以后，我國茶葉便進入了有文字可據或信史的時代。
這里有必要補說一點， 前面我們談到，《爾雅》關于“~--、苦荼”的釋文，可能是我國現存確定的茶的最早記載。但這不是說筆者就和某些訓詁者一樣，認為“六經中無茶字”。不，我過去在有關文章中，對《詩經》中的有些“荼”字，聯系西周時我國正處溫暖期，平均氣溫較現在要高２℃這點，認為系指茶并不是不可能的。至于《詩經》中哪些“荼”字是指茶，哪些是指苦荼而非茶？我沒有研究，現在學術界還在爭論中， 所以我特意把《爾雅》~--字，用“現在確定的茶”這幾字來避開六經中至今仍爭議未決的荼字。
兩漢茶業的發展，首先表現在茶區的擴大上。陸羽《茶經》在漢代茶事中，列舉了這樣的四樁人與事：“漢，仙人丹丘子、黃山君，司馬文園令相如，揚執戟雄。”司馬相如和揚雄，是西漢蜀郡成都的二個名士，在茶葉產地上沒有什么特殊意義，但丹丘子和黃山君飲茶的故事，就反映這時茶的生產和飲用，由巴蜀經荊楚一直傳到長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帶了。據考，丹丘是今浙江寧海縣“天臺山的支脈”①。
上述傳說中的漢代兩位“仙人”，他們一寓浙東，一居皖南，都是下江的地仙。關于漢代長江下游已經種茶的資料，還見于清·邵晉涵《爾雅正義》“漢人有陽羨（今江蘇宜興）買茶”，以及明·周高起《洞山OE舨柘怠泛和酢捌艸佘? （宜興和浙江長興的界山之一）之陽，課童藝茶”②等記載。
不過，這些都是后來的傳說；就是丹丘子、黃山君服茶“輕身換骨”的故事，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也早斥之為“謬言誤世”。所以，用這些來作為長江下游已經產茶的根據，顯然也是有失妥當與沒有說服力的。
漢朝長江下游和我國東部沿海有沒有茶葉？還有待考古或其他史料來證明，但是，這時長江中游的荊楚廣袤范圍內已經有茶和飲茶，當是無可疑義的了。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時今湖南就有“荼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陸羽《茶經》引《茶陵圖經》所言，因為“陵谷生茶茗焉”。關于西漢茶陵一帶就產茶，還可見《史記》“炎帝葬于茶山之野”的記載。據嘉慶《茶陵州志》考證，茶山，就是茶陵與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陽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間多生茶茗故名。①”西漢時，荊楚茶業就一直發展到了今湖南、廣東和江西接壤的荼陵，這還可從馬王堆出土文物中獲得證明。據報導，在１號和３號墓葬中，都發現了記述隨葬物品“一笥”和“笥”的竹簡和木牌。“”為何物？開始無人知曉，后經湖南考古所周世榮研究員考證，其字即“~--”的異體字 ②；當然，墓主是西漢貴族，但即便如此，把一箱箱茶葉隨葬，不但說明其時長沙至少在上層社會中飲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這時湖南種茶也頗已發展。在兩漢南方茶業有一定發展和傳播的同時，四百多年間自然也會有少量茶葉流入北方，但可惜缺乏這方面的文字記載。如關于宮廷飲茶的情況，現在能找到的，也只有《趙飛燕別傳》所講的飛燕夢見先帝“賜吾坐，命進茶”③這樣一句。
但這還是后人編寫的小說，是不能作為信史來引用的。由兩漢不多的茶史資料來看，這時我國茶葉生產、飲用和茶業的中心，還是在巴蜀，這一點，可用神爵三年（公元前５９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便了訂立的勞役內容——《僮約》來作證明。王褒在詳細規定的便了的勞務中，有“烹荼盡具”和“武陽買荼”這樣兩句。對于這兩條資料，古今意見還不統一，如道光時黃汝威集釋顧炎武《日知錄》中稱：“王褒《僮約》，前云#潯釓胼保笤莆潿悸蜉保⒁鄖拔?菜，后為茗。”①這注應是顧炎武所引《僮約》原注。
后面的武陽買茶，這里刻為“武都”，說明在明以前流傳的王褒《僮約》中，即有把“武陽” 誤刊為“武都” 這樣正誤二個版本。現在很多文章都提到范文瀾《中國通史》中“把武陽錯改為武都”，其實范文瀾只是錯引不是“錯改”。《日知錄》所引注釋中把前面的“荼”釋為苦菜，可能與斷句有關；其是把“烹荼”和前面的“#潯睢繃晌洹１收卟煌庹庵摯捶ǎ?認為烹茶應和后面的“盡具”相聯，盡通假作凈，故前一句也當是指茶。不過，《僮約》中比較能說明蜀郡茶業的還是后一句內容，其不但表明巴蜀西漢時已經形成若干茶業產區，而且也反映這時還形成了諸如武陽一類專門銷售茶葉的市場。很明顯，茶業重要產區和茶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飲茶和茶業一定發展的一種標志。最后我們還要指出，漢朝飲茶和茶業雖然獲得某些發展，但由司馬相如在《凡將篇》中仍將茶（“荈詫”）列為藥物來看，說明漢朝茶的飲用，還遺留有早期藥用的某些原始性狀，還只能說是我國茶的早期飲用階段。
（二）三國兩晉茶業的發展
如果說漢代茶的傳播主要還只顯于荊楚或長江中游的話，那么，三國和兩晉時，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國東部地區，茶葉的飲用和生產也逐漸傳播開來了。先說三國的史實。據《三國志·吳書》記載：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①
孫皓是三國時吳國的末帝，接位前為烏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內容當記述的是永安三年（２６０年）以后的事情。因為其接位之初，效法孫權一度曾把京城遷至武昌，以圖抗衡和進攻中原，但第二年便遷回建業（今南京），并漸漸變成為驕縱殘忍的一個暴君。韋曜原名韋昭（陳壽寫《三國志》時避司馬昭諱而改），字弘嗣，云陽（今江蘇丹陽）人，博學善文，皓命之為侍中，領國史；后因不肯按皓意為其父寫本紀被誅。上引“密賜茶荈以當酒”的故事，表明三國后期至少在江東吳國的統治階級中間，已開始流行飲茶。因為孫皓“密賜”，說明宮廷中已備有茶葉供用；二是韋昭能喝下多升茶水，說明他也已經有嗜茶習慣，要不然他當可要求密賜其他汁水來當酒。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孫皓、韋昭都是地地道道的下江人。
關于三國時吳下已普遍飲茶的情況，我們還可從《秦子》這段記載來得到說明。其稱“顧彥先曰，有味如臛，飲而不醉；無味如茶，飲而酲焉，醉人何用也？！”②“臛”指肉湯，“酲”指醉后神志不清。茶也是“飲而不醉”的。我國史籍中常有“茶能醒酒”的記載，這里的“酲”，或許是醒之誤。所謂《秦子》，是孫吳時秦菁撰寫的作品；顧彥先是顧榮的字，吳郡吳縣人，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亡，又仕晉，歷任尚書郎、太子中舍人等職。在晉惠帝時，因見皇族紛爭，常常醉酒不肯問事，上面所說的“醉人何用也”？！很可能就是指這時的心境。這條史料，不但可以作為三國時江南飲茶的旁證，而且也有力說明，西晉的短暫統一，特別是南方士族和商人到北方去為官與經商，對中原地區的飲茶，也是一個很大的促進。
但是，這不是說北方飲茶就是從晉開始的。事實上，我們從曹魏張揖著作中有關茶字的介紹， 如《埤倉》荼作；《雜字》荈，茗之別名 ①；《廣雅》荊巴間采荼作餅，其飲醒酒，令人不眠 ②。
這三部字書一部比一部不同，從這點上說，我們認為在三國時中原即存在個別或偶然的飲茶情況，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過，關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飲茶記載，畢竟還是先見于西晉左思《嬌女詩》。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今淄博）人，是西晉著名的文學家。《嬌女詩》共５６句，這里不妨將陸羽《茶經》節錄的１２句轉抄如下：“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為紈素，口齒自清歷。有姐字惠芳，眉目燦如畫。馳騖翔園林，果下皆生摘。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心為茶荈劇，吹噓對鼎。”陸羽不虧為文學大家。選輯上引幾句，就將左思這首長詩準確、形象和生動地節縮了出來。其中與茶有關的，只是“心為茶荈劇，吹噓對鼎”二句。這二句，把左思二個嬌女用嘴吹爐急等茶吃的情景，活畫出來。或許有人會說，西晉尚茶的官員也不止左思。確實如此，如為左思《蜀都賦》提供“岷邛”情況的著作郎張載， 以及《晉書》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陸納和桓溫 ①，就都是當時飲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這些人都到過南方，唯左思少年時期閑居臨淄，后隨其妹左芬入宮移居京師，直到張方暴亂都邑時，才舉家離開洛陽適冀州，并不久病死冀州。這就是說，左思住家一直沒離開過北方，所以，其《嬌女侍》中的茶事詩句，無疑是洛陽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飲茶的最好鐵證。三國吳和東晉均定都現在的南京，由于達官貴人特別是東晉北方士族的集結、移居，今蘇南和浙江的所謂江東一帶，在這一政治和經濟背景下，作為茶業發展新區，其茶業和茶業文化在這一階段中，自然較之全國其他地區，也就明顯更快地發展了起來。
首先從茶的飲用來看，如果說三國江東茶的飲用還主要流行于宮廷和望族之家的話，那么到東晉時，茶便成為建康和三吳地區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說新語》載， 任育長隨晉室南渡以后， 很不得志，一次他到建康，當時一些名士迎之石頭（位當于今南京江邊），“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于是便問人云：“此為荼為茗？”② 對于從中原初來江南的人說，荼和茗都弄不清楚，一坐下來就上茶，自然就更覺得新奇了。可能因為飲茶和以茶待客的約定俗成，所以東晉有些豪門望族，這時往往便以茶來作為標榜他們儉樸的一種標志了。另《晉中興書》載：“陸納為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m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m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仗m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吾素業？”①《晉中興書》早佚，這條資料是陸羽《茶經》所引，時間、地點和陸納與謝安的職務，與《晉書》所載有些牴牾。《晉書》的記載是陸納在出任吳興太守前，歷官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等職，為官比較清廉，“納至郡（湖州），不受俸祿。頃之，征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芨，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②（以后與上引大致相同，從略）。
由晉書這段記載來看，陸納在湖州任職的時間不長，陸納與謝安相會，是在納回建康任職以后的事情，且這里的“衛將軍”如作上述標點，就屬陸納的加封，與謝安無關，不能作為“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因為吳覺農先生《茶經述評》提出這一問題后，有人干脆就否定這條資料的真實，所以上面特地把《晉書》作一引正，肯定這則故事的核心—— 陸納視茶為“素業” ，各書所記還是一致的。既然把茶已看成是一種“素業”，自然說明這時茶的飲用一定已相當普遍。在三國兩晉江南飲茶發展的同時，不難想見，其時當地茶樹的種植，當也有一個相應的發展。可是十分遺憾，在我們現存的古籍中，我們還沒有找到這方面的直接記載，只能根據有關資料作些推測。如南北朝宋·山謙之《吳興記》中載：“烏程溫山（今湖州郊區）出御荈。”吳覺農先生研究，認為可能指的就是三國吳孫皓的“御茶園”中生產的茶 ①。筆者對這條資料也作過考證，認為南朝時三興地區出“御荈”是有這種可能的②。
根據上述二種意見，我們不說溫山御荈就是三國孫皓時所用的茶葉，即以后一種“可能是劉宋時進御的”看法來說，如所周知，任何地方從開始種茶到進貢茶葉，都有一個發展過程，就憑這一事實，我們也可相當肯定，湖州包括現在江蘇宜興一帶的茶葉生產，至遲在兩晉時可能就有一定的發展。這一點，我們從晉杜育《荈賦》也可得到某種印證。《荈賦》前四句為：“靈山惟岳，奇產所鐘；厥生荈草，彌谷被崗。”這首賦和荈草“彌谷被崗”的靈山是指什么地方？現在無從查考。不過，筆者從《宜興縣志》中偶而發現，這首詩和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杜牧的《題茶山》等詩，都作為歌哦宜興或宜興人的作品，而收諸該志的“藝文”部。如果不是《宜興縣志》編纂搞錯，那么由這一線索也可證明，兩晉時在宜興的某些山嶺，其植茶也相當興盛了。
在三國兩晉江浙茶業有較大發展的同時，如東晉裴淵《廣州記》所載：“酉平縣出皋盧，茗之別名，葉大而澀，南人以為飲”①；茶在我國南部沿海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
在早期，我國兩廣地區，茶和皋盧是相通的。如劉宋時《南越志》也載：“茗，苦澀，亦謂之過羅。”②這里應特別指出，在這一時期里，茶在我國中部和南部沿海雖然獲得了某些發展，但是，當時我國茶葉生產和技術的中心，還是在荊巴和西蜀。如西晉張載的《登成都樓》詩吟：“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以及孫楚的《出歌》句：“白鹽出河東，美豉出魯淵，姜桂茶荈出巴蜀”③，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至于制茶技術上，如張揖《廣雅》所載：“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這也是我們現在能見的茶的最早加工記載。《廣雅》講制茶，為什么要以荊巴為例？無疑，這是因為它們有代表性。這一點，從這時有關文獻中記及的茶葉產地也可看出。如《華陽國志》在《巴志》中提到“丹漆、茶、蜜”皆納貢；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臘”。《蜀志》載：“什邡縣，山出好茶”；“南安、武陽皆出名茶”。又《南中志》也載，平夷縣“山出茶、蜜”等等，以上是巴蜀西晉以前產茶的情況。荊楚的情況，《荊州土地記》稱：“武陵七縣通出茶，最好。”④此外，再就是劉琨給其兄子劉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其稱“吾體中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⑤，人們在經常飲用茶葉的過程中，對有些地方出產茶葉的藥效，也已有所比較。這是晉以前我國文獻中提到的也是我們現在能見的最早的茶葉出產情況。我們引述這些所要說明的，是這些產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荊楚二地；其所以如此，顯然是與這二地出產茶葉的數量和質量有關的。
在羅列了三國兩晉上述茶葉情況后，我們透過這些零星史實，聯系漢以前的茶史資料，多少也就能夠朦朧看出，這一時期也是我國古代茶葉文化系統初步形成的時期。如前所說，我國發現、利用和飲用茶葉的歷史雖然非常悠遠，但是從文獻記載來說，漢以前乃至三國的茶史資料十分稀少，以至對這時的茶，只能稱之為是一種只流傳巴蜀的區域性的簡單飲料文化。至兩晉以后，隨著茶葉文化與我國各地社會生活和其他文化的進一步相會、相融和相互影響，也隨著文獻記載的增多，這才初步顯示和構建出了我國古代茶葉文化的特點及系統。舉例來說，由于士人愈來愈多的卷入飲茶行列，兩晉時，不僅出現了《登成都樓》、孫楚《出歌》等吟及茶事詩歌和出現了杜育《荈賦》一類專門描述茶的茶文化藝術，而且也為茶葉抹上了一層節儉、樸素、清淡廉潔的色彩，使茶葉文化多少注進了一些儒家“尚仁貴中”的基本思想。
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時，隨這一時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國的廣為傳播，孕育中的茶葉文化，也自然地融進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關思想和文化內容。這一點，我們從陸羽《茶經》 引述的《神異記》 中的“丹丘子贈大茗”的故事，《食忌》關于“苦茶久食羽化”的傳說，就可明顯看出，這即是兩晉時茶葉文化受道教文化影響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經》中也搜錄有晉《異苑》剡縣陳務妻以茶祀墳獲報的故事，《續名僧傳》關于武康小山寺釋法瑤“飯所飲茶”的記載等等。前者一看即知，宣傳的是佛教因果報應思想；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國茶文化的聯結。不過，這里需要補充一句，在晉以前或我國茶葉文化早期階段上，就佛教和道教對茶葉文化的影響來說，道教的影響可能大些和直接些。因為佛教雖說是西漢后期就傳至我國，但其教義的“中國化”，還是后來禪宗興起以后的事情。關于這一看法，有人可能會引“西漢僧人甘露師”植茶蒙山，來說明佛教與茶的關系比道教更早，其實蒙山茶的傳說，現在好似與佛教有關，但開始可能是道教所編或僧道共編的故事，是晉朝以后佛教為和道教爭奪肇創茶業的功績所編織出來的。這等于兩教在南北朝編造的《清凈法引經》和《老子化胡經》等偽經一樣，前者稱釋迦牟尼的二個弟子：一為儒童菩薩孔子，一為光凈菩薩的老子；后者則反過來把釋迦說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來的弟子 ①
所以，關于蒙頂茶系西漢甘露大師（不管此大師是僧是道）手植的傳說，純屬是子虛烏有的事情。這時的茶葉文化，除和儒、佛、道有所交融，在精神方面揉進了某些儒、佛、道哲學思想外，在物質文化方面，也較漢以前有了不少提高。
如漢以前，我們無法知道其時是否有專門的茶具和以茶為禮的情況，王褒《僮約》 “烹荼盡具”、“武陽買茶”二句，前一句古作“#潯釓氬琛保蛔韃枳骺嗖私猓竺嫻木叩比灰? 非指茶具；后一句雖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陽去買茶，但是否用來祭神敬客呢？就不敢說了。但是，西晉時，如《世說新語》任育長至石頭看到的“坐席竟下飲”；杜育《荈賦》“器擇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①等描寫，這時不但明顯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禮俗，而且這時對烹茶用水擇器，也已頗為講究，以至各地每個人對飲茶用具的產地和式樣都有所推崇了。類似的例子還可舉一些，但就上述幾點，我們也能看出，這時我國茶葉文化的脈絡，已油然浮現出來。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晉朝是我國傳統茶葉文化能可確定的形成階段。
（三）南北朝的茶業述要
南北朝和東晉一樣，我國也處于分裂割據的局面。因為這樣，所以南北朝茶業和晉不僅在時間上，而且在實際內容上，也都存在著直接的承繼和連續關系。在這一角度上，也可以說南朝茶業純粹是東晉茶業發展的一種繼續。
舉例來說，這一時期和東晉一樣，也都建都建康，所以，在南方茶葉生產隨經濟發展而有相應發展時，江淮和江浙沿海一帶的茶業，尤其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如三國兩晉時，我們從文獻中所見的重要茶業產地，幾乎全部都在巴蜀和荊楚二地。但是，至南朝時，如《桐君錄》所載：“西陽（治位今湖北黃岡縣東）、武昌、晉陵（今江蘇常州） 皆出好茗”① 。《桐君錄》又作《桐君藥錄》，是一部本草類的藥書，據考約成書于南朝劉宋時期，從這部藥書所刊的三種名茶看，基本上就都屬江淮的范圍，最東一直到太湖西岸的宜興一帶。又如陸羽《茶經》引《宋錄》也載，豫章王子尚等訪八公山曇濟道人，“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再如前面提及的山謙之《吳興記》所說的烏程“溫山，出御荈”等記載，都反映其時江淮一帶，應建康茶葉消費的需要，不僅茶葉生產而且在茶葉質量上，也獲得了明顯的提高。再如在禮制上，晉以前只有用茶敬賓待客之俗，至南朝時，進一步運用和擴展到了對祖先神靈的祭祀上。如《南齊書》武帝本紀中提到，蕭頤臨死前詔曰：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我靈上慎勿以牲為祭，唯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②這是蕭頤針對當時貴族厚葬糜費提出的改革。在這段記載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這樣二點：一是其時江南飲茶，已和飲酒、吃飯相并列，變成了一種日常生活內容；二是以茶作祭，在蕭頤遺詔之前當即流行于民間，遺詔對貴族的實際約束雖然不大，但對后來社會上推廣以茶為祭，還是有較大作用的。又陸羽在《茶經》引梁·劉孝綽《謝晉安王餉米等啟》中也載：“傳詔李孟孫宣教旨，垂賜米、酒、瓜、筍、菹、膊、酢、茗八種。”①這里再次證明，茶在這時已和米、酒一類并列，成為人們尋常的飲食之一；這或許也是后來俗話“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前身。另外，后來特別是唐宋時，宮廷有不時向臣下和“番使”賜茶的禮儀和習慣，我國歷史上的賜茶之風，至少從文獻來說，可能也即起源于斯。
這里還要指出，南北朝時，盡管南北分裂和北方又長期處于不尚茗飲的游牧民族統治之下，但從史籍記載來看，晉以后北方飲茶雖然未發展起來，可是飲茶似乎也一直繼續未斷。如《洛陽伽藍記》中記及，瑍玡王肅從初仕建康后來轉投洛陽為官， 起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飯鯽魚羹和飲茶，一喝一斗，京師士子就譏之為漏#仭５改旰螅跛嗑筒皇溶? 飲而好羊肉和酪漿了。“自是朝貴宴會雖設茗飲，……不復食，惟江表賤民遠來降者好之”②。這條史料清楚說明，拓跋魏時，洛陽鮮卑貴族雖不尚茶，但并未禁斷南北茶葉貿易。相反，在宮廷中還專門備有茶葉，隨時用以招待、宴飲南方的降臣和嗜茶的來客。這說明中原自西晉開始流傳飲茶以后，即便東晉、北朝時南北阻隔，北方戰亂頻仍，但是茶葉仍以其不可中輟的魅力和需要，繼續綿延于中原社會。
最后還應一提的，是以歌頌和描寫茶葉內容的茶詩茶賦和地方志中的茶事記載，也漸為文人所關注和重視。 如陸羽《茶經》中所錄的王微吟“~--”雜詩，鮑令暉的《香茗賦》，以及《坤元錄》、《括地圖》、《吳興記》、《夷陵圖經》、《永嘉圖經》、《淮陰圖經》和《茶陵圖經》等有關茶事記載，即是南北朝時我國茶業較前進步發展的很好例證。那么，南北朝時茶業和茶葉文化較前究竟有多少進步和發展呢？很難細說，不過，《洛陽伽藍記》中關于北魏中大夫楊元慎戲辱南方降臣陳慶之的“驅鬼詞”，頗可借喻。《洛陽伽藍記》稱，一天陳慶之得病，求人解治，楊元慎自稱能治，慶之也就聽憑元慎治療了。元慎含一口水往慶之身上一噴，嘴里念念有辭說：“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為飯，茗飲作漿，呷啜蒪羹，唼嗍蟹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急速去，還爾丹陽。”①慶之聽了這番奚落以后，伏在枕頭上說，“楊君見辱深矣”。這則故事雖然經文人加工，我們對北魏貴族趣笑南方吳人生活習俗那些尖刻言詞的，可以不必去推敲，但對于“茗飲作漿”的吳人的范圍，則倒可以去一究。這里提到吳人的地域有二處，一是“住居建康”，另一是“還爾丹陽”，即相當今江蘇南京和鎮江二市及安徽蕪湖和宣州部分的所謂“兩吳”之域。但是，這里實際并不是只指“西吳”或整個“三吳”的吳地，從“手把豆蔻，口嚼檳榔”的所指來說，其范圍還當包括南越在內的整個三國時“東吳”的地域。這也就是說，在南北朝時，我國飲茶或茶文化的流傳區域，即依中原人的估計，大致也達到包括三國時吳的這樣一個范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