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要問武夷山最值得驕傲的是什么，我想，“了解”武夷山的人都會爭先恐后地代表武夷山(毫無疑問只要是人，其實誰也代表不了武夷山)告訴你：武夷山是理學輸入南方的轉運站，是規(guī)模最大的理學的生產加工基地和理學產品批發(fā)零售的集散地。當然，以上答話的語言方式是我代為歸納的，我相信他們的表達比我要優(yōu)雅得多。但這無傷大雅，其內容絕對不會有太大的出入。
這種觀點成為不爭的公論，不僅因為“程門立雪”幾乎和“斷臂學佛”擁有同樣崇高的美譽度;不僅因為程顥老師望著弟子楊時、游酢南歸武夷山時的背影，而發(fā)出“吾道南矣”的欣懷慰嘆;更因為百余年后，一個住在武夷山五十多載叫做朱熹的老夫子成了理學的集大成者，也就是理學最大的生產商經銷商，其產品源源不斷地銷售了八百余年，依然是今天讀書人不能不消費的食糧和營養(yǎng)品，并且還遠銷海外。
但如果因為這，就簡單地認為理學是武夷山的榮幸和驕傲，我實在不能茍同。如果說理學是一粒種子，那么武夷山無疑就是適合這顆種子生長所需要的不可多得的土壤、陽光、空氣和水分。也就是說恰恰因了武夷山，理學這顆種子才不至于零落成泥，才有了生命的依托，才綻放得如此絢爛。
我曾經無比驚訝于歷代淵博的讀書人居然都把武夷山的理學誤讀為孔孟的傳承，儒學的正統。僅僅因為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詩集傳》和胡安國的《春秋傳》以及蔡沈的《書集傳》等書后來被欽定為科舉取士的經文定本嗎?要知道在上帝長期缺席的東方，讀書人始終履行著神職。他們豐厚的人文背景很容易就把屈原當作標準的人生來景仰，而完全忽略了陶淵明們原于自然的真實的生命方式。因而，事實上讀書人充其量只不過是人文羊水嗆出來的生命變異的延伸，從嚴格意義上說是沒有任何本質上可以值得借鑒的。他們不知道理學是什么，也就不難理解了，正如他們不知道青苔是什么一樣。
中國人很早就從自然當中獲得了符合自然的生命方式，這不知讓伽利略之后的西方人感到怎樣的自慚形穢。《周易》是第一道揭示自然屬性的生命景觀。諸子百家中，當孟軻、荀況和墨翟們?yōu)槿诵詥栴}而爭論不休的時候，只有“守形而忘身”的莊周成了自然長出的唯一的一片葉子。此后因不可遏止的文化泛濫使人類的自然屬性被鋪天蓋地的精神迷霧所淹沒，直到南北朝陶潛的真實回歸和簡單生命的浮出。
而理學正是繼周易、莊子、陶令之后第四次自然對人性復蘇的浪潮，并第一次開始對自然根源的探究。宋代是我國全景式人文序列扇行展開的時代，文化的紛繁較之前代唐詩的單調多少讓人感到鳥瞰的暈眩。正是在這樣一個紛紜的時代，常在洛水和黃河邊散步并略有所悟的邵康節(jié)，寫了一本《皇極經世》，在意識領域揭示了自然生命中理的存在，而周敦頤的《太極圖•易說》則把貫穿自然萬物整個過程的理(太極)在客體世界和自然生命中抽離出來，讓你看明白后又安放回去。這就是理學思想的來源。
朱熹的理、氣學說不僅得益于濂、洛、關學的啟示，更源于自身“天問”的自然稟賦。他認為理是天地萬物的根本，而氣發(fā)育了萬物。這種純粹源于自然的哲學，實在沒有理由強制性地把它嫁接到建立在人性構成的社會基礎上的儒家學說的裙帶之下。誠然，正如對萬物生命的關注一樣，朱熹們同樣不遺余力地對孔孟哲學進行了全面的理的揭示。
二程當然不知道自己“道南”之后，會有一片叫做武夷山的自然山水成了豢養(yǎng)這一門學問的承載物。但事實上，武夷山確實是理學最好的棲息地。只有自然(天地萬物)真正處于自然(不受扭曲)的狀態(tài)，才有可能理順氣暢。有感于自然受到了嚴重的異化，特別是人文的污染，他們的老師周敦頤才格外傾情于在污濁的生存環(huán)境里能保持自然生命真實心性的蓮花。無獨有偶，武夷山腳下五夫里的十里荷花同樣孕育出了對理的思索的胡安國以及他的子侄胡寧、胡寅、胡憲、胡宏們，當然還包括朱熹的蒙師劉屏山以及后來成了朱熹岳父的劉勉之。“程門立雪”南歸之后，楊時就和胡安國、劉勉之一起把他師祖周氏的蓮花移植在武夷山這一片荷葉之中。而游酢索性就在武夷山中筑“水云寮”，讓理學與武夷山的水云同居一室。
理學不是書齋里養(yǎng)出來的學問，因為理在演化著自然，但又始終藏在自然的背面。只有讓自己的生命徜徉在天地萬物之間，才能獲得自然的心性，也就是理同時所賦予的。因而理學大師們包括朱熹，雖然也偶爾去做做官什么的，但都沒有花去他們一生中太多的時間。他們生命的大多數都集中在武夷山這樣一片山水的集成里。理往往就和云霧一樣，很容易在沒有被污染的環(huán)境里浮現其真實的身影。在武夷山中，備受景仰的朱熹的武夷精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以自然為師的大學，朱熹自己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學子，并因之使武夷山成了名副其實的“理窟”。此后其弟子及傳人們在山中遍筑書院，采集自然之精氣而頤養(yǎng)。自蔡元定家學以降，直至明朝王守仁的“陽明學派”的崛起，武夷山始終作為理從自然輸向人類的無可替代的神圣通道。
在這里，我絕對無意于向誰展示理學的成就，同樣無意于告訴誰理學的成就給武夷山帶來了什么。事實上，它沒有并且也不可能給武夷山帶來什么。就象任何“創(chuàng)造”性的文化包裝都不可能讓一個少女的青春增值一樣。而恰恰相反，自然孕育出的理學，并不見得保留了全部的自然屬性，因為它的文化張揚性外延，霧障一樣盤繞在武夷山之上，并死死地籠罩住這一片圣潔的山水，使武夷山承受著根本就沒有義務承受的負重。我要對“道南理窟”做一次清倉盤點，當然不是如數家珍般把它們翻出來曬曬太陽，而是要把理學的庫存暫時打包一下，擱在一邊，從而讓武夷山恢復毫無負擔的自然心性。這樣的話，我相信武夷山還將輸出的自然啟迪絕不僅僅限于已被認知的理。
當然，正如來自自然的理學不是來自人性的儒家學說的傳承一樣，理學同樣不是一種宗教。我們總是過于嚴肅地去想象理學的神圣性，甚至不無小心翼翼地爬進它高高的門檻，去朝覲這種貌似宗教，而本來只能叫做文化思想的玩意兒。我們很簡單地就能找到理從自然輸送出來的通道，那么，我們?yōu)槭裁床恢苯訌倪@個路口走進去，去看看自然的背后呢?這樣，也許我們需要的僅僅是景仰、感恩和愛，而不是朝圣。如果還需要別的什么的話，那就是力量，我相信莊周、陶淵明、周敦頤們一路上都會給我們提供精神補給的。
撇開它的自身價值不談，理學無時不在地飄蕩在武夷山的上空，確實沒有給自然的純粹性帶來多少美好，或許還有些許褻瀆之嫌。但我們也不能認為它對武夷山就那么一無是處，因為它至少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門，而武夷山正是這扇通往自然、甚至通往自然背后的門。我們只要稍稍留心就有可能從這里走回我們曾經出發(fā)的地方。盡管更多的時候，我們總是無奈地擁擠在門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