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高原早在先秦時代就有古滇國，在西漢時代就有部分地區成為中原的行政區，諸葛亮南征“平定夷越”后，又對云南的行政區劃作了調整。但崇山峻嶺和高原深谷把云南與中原隔得遠如天涯，同樣也阻斷了群山中散居的各民族的聯系。一直到了南詔國時期，云南才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整體。南詔國通過東征西討，建立了八大行政區：直轄區十賧區、永昌節度、銀生節度（開南節度）、弄棟節度、寧北節度（劍川節度）、麗水節度、鐵橋節度、拓東節度，其轄區已包括今天的云南省的大部分和東南亞一些地方。銀生節度是當時南詔國的八大行政區之一，境內設有銀生城（今景東縣）、開南城（今景東文井）、威遠城（今景谷縣）、奉逸城（今寧洱縣）、柳追和城（今鎮沅縣）、利潤城（今勐臘易武）、送江川（今臨滄）、樸賧（今南澗公郎）、羌浪川（今越南萊州）、林記川（今緬甸景棟）、大銀孔（今泰國景邁）、通鐙川（今墨江縣）、河普川（今江城縣）、邛鵝川（今瀾滄縣）、茫乃道（今西雙版納）等，治所設在銀生城，就是現在的景東縣城（開南節度時設在景東縣文井鎮開南村），它的行政區域包括今天的普洱市、西雙版納州全境、臨滄市的部分地區以及越南、緬甸、泰國北部等地，銀生城是唐時大理國滇西南的重鎮。
樊綽來到云南，從南詔都城太和城到了銀生城，考察云南的歷史地理和民族風俗，他徜徉在無量山哀牢山間、李仙江畔繁華的銀生城里，走在繁茂的茶林里，看當地傣族、彝族和其他少數民族采茶、制茶、飲茶，寫下前文所述的那段文字，記錄下了一段幾乎讓人忘卻的歷史。
“茶出銀生城界諸山”，云南茶主要產于以銀生城為中心的無量山、哀牢山等群山之中，這是樊綽行歷南詔之后給云南大葉茶生產范圍做的準確解釋。“散收、無采造法”，點明當地少數民族采制茶葉方法還十分簡單，當時中原一帶茶事鼎沸，采茶、制茶已十分講究。陸羽說：“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茶之筍者，生爛石沃土，長四五寸，若薇蕨始抽，陵露采焉，茶之芽者，發于叢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選其中枝穎拔者采焉。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接著又說：“晴，采之，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餅茶的制作要經過采、蒸、拍、焙、穿、封七道工序，可謂制作精良。相比之下，樊綽認為銀生茶確為“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蒙舍蠻”是南詔少數民族的泛稱，也是銀生城的統治者，這種以椒、姜、桂一同烹煮的飲茶習俗倒是如今白族“三道茶”的始祖。當時長安一帶的飲茶風尚卻大相徑庭，要先炙茶，然后碾茶羅茶，制成茶粉，才投入沸水中煎煮。水又有講究：“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茶經》），煎飲十分繁復。至于放姜、蔥、薄荷之類，陸羽認為不過是“溝渠間棄水耳”，是不堪一飲的。在銀生城豪華的府邸里，當銀生節度使傳令婢女把一盞又香又麻又辣的醇茶倒進樊綽杯中，這位尊貴的客人不知該作何感想？
銀生城之所以成為了滇西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首先是取決于它的重要戰略地位，銀生往北可直通都城太和城，南可扼制西南諸夷，東西有無量山、哀牢山重山之險、三江之隔，實為戰略咽喉之地。另外，據茶學專家和歷史工作者的考證，更重要的是它是唐時云南茶的生產和集散轉運中心，是云南歷史上第一個茶都。當代茶圣吳覺農先生考證過，在《茶經評述》中說到：“銀生城古址在今云南景東縣，唐時南詔國的重鎮，是與波斯、婆羅門等國進行貿易的地方。波斯即伊朗，婆羅門指古印度。茶葉把普洱、西雙版納、臨滄這些“瘴癘之地”連在一起，把銀生與大理緊緊連在一起，再和遙遠的西藏、中原、國外連在了一起。
清朝的檀萃(1725～1806)在《滇海虞衡志》(1799)中說：“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時”。藏族古諺中云：“加察熱！加霞熱！加梭熱！”翻譯為漢語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藏族“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一日無茶則滯，三日無茶則病”。自文成公主唐貞觀十五年(641)入藏之后，茶葉便成了藏族人必不可少的飲品，并形成了獨特的飲用酥油茶的習慣。
然而西藏雖是茶葉消費大區，但卻不產茶，那么唐時西藏的茶從何而來呢？專家認為：主要是與西藏山水相連的云南和四川，特別是云南。唐王朝為控制吐蕃，要求四川和云南限量銷售茶葉給吐蕃，但南詔畢竟是一個自主政權，不同于四川，并曾與唐朝反目而與吐蕃結盟，云南茶當時就用人背馬馱向大理、麗江、中甸、西藏大量輸出。這條跨越崇山峻嶺、高峽深谷、雪原叢林的路后來就成了最早開辟，最為著名，最為重要的一條茶馬古道，成了維系青藏高原牧民生存的“維生素之路”。
當時的銀生城周邊大量出產好茶，這些大葉子茶因內含物質豐富，味苦而澀讓樊綽喝不習慣，但對藏胞來說卻是不可替代的佳品。銀生節度及周邊茶山的茶葉，源源不斷地靠人背馬馱運到了銀生城，又由商販用馬幫運到大理，運到吐蕃的神川都督府，運到西藏。銀生城成了滇藏茶馬交易的中心。銀生茶是南詔與吐蕃最重要的交易貨物和政治砝碼，銀生茶能為南詔王帶來大量的白花花的銀子和黃澄澄的金子，茶還真是一棵能生銀子的“搖錢樹”呢，銀生城的得名大約緣于此。銀生城得名緣于茶，銀生節度的設置也為了茶，當時銀生節度所轄地方，威遠、奉逸、柳追和、通鐙川、河普川、邛鵝川、茫乃道，一個個響當當的名字，連成一片恰是今天的普洱市、西雙版納州及臨滄市部分地區，恰恰與今天的普洱茶主產區重疊吻合。
作為銀生茶的產地和集散中心，當時的銀生城城墻高聳、城郭寬闊，城內街道寬敞，店鋪林立，車水馬龍，行人如織，一業興而百業旺，茶葉生產和交易的興盛帶動了整個銀生城的興旺發達。
到了宋朝大理國后期，銀生節度廢置，但銀生茶的影響卻不衰減。南宋李石在《續博物志?卷七》中仍記述：“茶出銀生諸山，采無時，雜椒、姜、桂烹而飲之”。李石的記錄與樊綽驚人的相似。近來有人對樊綽“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提出質疑，認為樊綽沒有到過銀生，所述為道聽途說，須知作為書記官的樊綽在云南生活多年，為寫三萬字的《蠻書》準備了多少年，查了多少資料，走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還差點付出生命的代價，我們還有理由懷疑他的敬業精神嗎？如果樊綽所述不實，那么，時隔一個朝代的李石在修史時仍然作出同樣的結論，恐怕就不能說是一個巧合了吧！樊李二人可是對云南茶記錄最早的人。
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諸夷風俗》中提出：“金齒百夷……交易五日一集，以氈、布、茶、鹽互相貿易。”金齒百夷指的是滇西南傣族等少數民族的先民，元時景東軍民府轄地也是傣族聚居區，宋元時期普洱一帶的風土人情與唐時差異不大，茶葉生產仍然以銀生（景東）為交易集散中心。時序更迭，歲月荏苒，歷史舞臺上不斷更換著主角，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都想南圖霸業，直至元時才將云南行省劃入版圖，而云南茶卻隨著愈來愈深的馬蹄印經年累月地輸入藏區，并逐漸拓展形成新的縱橫于茶區內外的茶馬古道。
（文章來源：中國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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