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代
吳覺農青年時代就讀于浙江中等農業技術學校(浙江農業大學前身)，1918年留學日本，在留學期間，他撰寫了許多有關農業、社會、婦女問題等內容廣泛的文章向國內《東方雜志》等刊物投稿。在茶葉方面，他寫了中國是茶的故鄉《茶樹原產地考》和《中國茶業改革方準》兩篇長文，引起各方面的重視。
回國后，他曾任上海市園林場場長，浙江省政府合作事業室主任及上海勞動大學教授等職。他自1931年起就任上海商品檢驗局茶葉監理處處長后，為振興茶葉經濟，維護華茶在國際市場上的聲譽，改善茶農的生活狀況，他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如首創茶葉出口口岸和產地檢驗制度;在浙江、安徽、江西等產茶省成立茶葉試驗場和茶葉改良場。其目的不僅要禁止劣質茶葉出口，而且要全面提高茶葉質量，采取科學辦法從栽培、采摘、制造、貯藏等方面入手，改變因循守舊的手工生產方式。
1934年秋到1935年11月，他先后到日本、印度、錫蘭、印度尼西亞、英國、法國和蘇聯考察，對有關國家的茶葉生產和銷售情況，以及茶葉的國際市場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回國后寫出了《華茶在國際商戰中的出路》、《華茶對外貿易之瞻望》、《中國茶業復興計劃》等多項報告和建議。
抗戰時期
抗日戰爭期間，他負責當時政府貿易委員會的茶葉產銷工作，在中國最大的茶葉出口市場上海淪陷后，他努力開拓茶葉對外貿易，特別是對蘇易貨貿易，代表貿易委員會和蘇聯商務代表在武漢談判，簽訂了易貨協定，隨后在香港設立貿易機構富華公司，在內地頒布《管理全國出口茶葉辦法大綱》，實行全國茶葉的統購統銷。他親自到各省聯系，先后在各產茶省成立茶葉管理處(局)，組織茶葉生產、收購、加工、運輸等工作，借此消除了過去洋行買辦、洋莊茶棧的壟斷和地主豪紳、商業高利貸者對農民的剝削，恢復已萎縮的茶區生產，把分散在各省農村的成百萬擔零星茶葉，加工為成品箱茶，匯集香港履行對蘇易貨和海外銷售。1938—1939兩年，取得較大成績，華茶外銷躍居出口商品第一位，不僅超額履行了對蘇易貨合約，還向西方國家換回一定數額的外匯，支援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經濟。
新中國時期
新中國成立后，他在中央農業部的領導崗位上，會同貿易部副部長姚依林、辦公廳主任林海云等同志討論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對外貿易公司——中國茶業出口公司(歸中央貿易部領導)，他兼任總經理。在當時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變化中，他迅速同蘇聯等國簽訂茶葉貿易合同;加緊組織進行茶葉的收購加工，履行易貨償債;并積極開展對資本主義市場的貿易，推銷積存茶葉;大力訂制制茶機械，在各主要茶區籌建各種類型的制茶廠;同時聯系各省積極建立和擴大茶葉教學與科研機構等。當抗美援朝開始，美國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他又采取了綠茶改制紅茶等應變措施。隨后他召開了全國茶葉會議，制定了第一個茶葉發展計劃，為新中國的茶葉事業勾劃了宏偉細致的藍圖。此后他因調任其他工作，不再主管茶葉，但中國茶葉事業的發展和取得的成就，都直接或間接地和他的擘劃分不開。
吳覺農在經歷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他已年逾八十高齡，但仍積極與農業和茶葉界人士探討問題，參與各項考察和學術活動。他親自去云南、廣西、海南等茶區做調研，建議云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發展紅碎茶，以適應國際市場需要;為增強茶葉出口競爭力，他首先提出外銷紅、綠茶出口免稅的建議;統籌外銷茶產制運銷一條龍等。這些戰略性的意見，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有的已被采納實施。1983年10月，他親自到杭州參加“茶葉與健康、文化研討會”，他在講話中說：這次會“是一個創舉”，“茶與醫藥、文化相結合前景非常廣闊”。事實證明，中國茶文化活動從此蓬勃發展。
他生前著譯甚豐，內容廣泛。1987年在他九十壽辰時，由中國茶葉學會、中國農學會牽頭，集中了老一代的茶葉專家，編選了以茶葉論文為主體的《吳覺農選集》。在晚年，他還主編了《茶經述評》一書，對中國茶葉歷史和現狀作了較全面、正確的評述。他七十年來有關茶葉的論著，豐富了祖國茶葉歷史文庫。他的傳記已列入浙江省“文化名人傳記叢書”。根據他對中國茶葉事業建立的功績，以及對茶學的淵博知識、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著述，當年陸定一同志稱譽他為“當代茶圣”，立即得到茶界以及各方面人士的普遍認同和熱烈響應。在他的實踐和理論探索基礎上，形成了中國特有的茶學思想，至今仍有現實的指導意義。2001年5月，由中國茶學界、茶文化界以及有關企業單位發起組織了學術性民間團體“吳覺農茶學思想研究會”，宗旨是團結茶界專家學者和廣大的茶人、愛茶人共同探討與弘揚他的茶學思想，繁榮茶葉經濟、茶文化，為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