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覺農，原名榮堂，后更名“覺農”，以示為振興祖國農業而奮斗之志，曾用筆名有詠唐、池尹天、施克剛等。浙江上虞人。
“覺農先生畢生從事茶事，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態度嚴謹，目光遠大，剛直不阿。如果陸羽是‘茶神’，那么說吳覺農先生是當代中國的茶圣，我認為他是當之無愧的。”陸定一在《茶經述評》序言中對吳覺農所作的評價是中肯得當的。
吳覺農早年就讀于浙江省中等農業技術學校（浙江農業大學前身）時，就對茶葉發生了興趣。1916年農校畢業后，留校作了三年助教。1919年即考取了由浙江省教育廳招收的去日本研究茶葉專業的官費留學生，在日本農林水產省的茶業試驗場學習。
1922年，吳覺農搜集足夠的事實，撰寫了《茶樹原產地考》一文，雄辯地論證茶樹原產于中國。1922年底，他從日本回國，曾在家鄉上虞集資創辦茶場，欲推行機械制茶，終因資金不足和缺乏經驗而失敗。后應當時上海商品檢驗局之邀，籌辦茶葉出口檢驗，為促進茶葉產制質量做了許多工作。同時，與胡浩川合著《中國茶業復興計劃》一書。在此二三年間，他還先后在江西修水、安徽祁門、浙江嵊縣三界等地建立茶葉改良場。在他的推動下，后來湘、鄂、閩、滇、川、黔、粵等省也先后成立了茶葉改良試驗場所，為以后茶葉改進事業的推行，作出了貢獻。
1934年至1935年間，吳覺農出國到印度、錫蘭、印度尼西亞、日本、英國和蘇聯進行有關茶葉產銷的考察訪問。回國后，撰寫出版了《世界主要產茶國之茶業》。他在研究各國茶業后說，若能“取他國之長，補我之短”，“積極推進，銳意改革，則我華茶命運自必有復興之一日”。
抗日戰爭爆發后，吳覺農邀請各地茶業人才集合于嵊縣三界的浙江茶業改良場，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但不久各項活動均受到當局的制約，吳覺農和一批青年茶人只得輾轉流亡到武漢。
1938年初，當時國共合作，吳覺農到武漢后，即代表貿易委員會和蘇聯商務代表談判，順利地簽訂了第一個貿易協定。由于戰時國內各口岸或已淪陷或已喪失對外貿易條件，貿易委員會特在香港設立富華貿易公司，組織全國茶葉運集香港，履行對蘇貿易和對外推銷。吳覺農任貿易委員會專員兼富華公司副總經理。1941年珍珠港事變后，吳覺農到了重慶，參加中華農學會的活動。
抗戰勝利后，吳覺農回到上海，在朋友們的邀請下，參加了他們共同組織的興華制茶公司，經營出口茶葉，推行機械制茶，后從臺灣購來一套茶葉精制機械，在杭州辦起了之江制茶廠。
1949年5月，吳覺農應邀去北京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他提出的關于成立茶葉專業公司的建議得到支持，積極主持籌備，親自兼任中國茶葉公司總經理。他迅速簽訂對蘇茶葉易貨合同，組織收購和加工茶葉，擴大對外易貨償債；大力訂制制茶機械，在各主要茶區相繼建立各種類型機制茶廠，為茶葉事業的發展竭盡心力。1979年以后，他仍以中國農學會副理事長和中國茶葉學會名譽理事長的身分，熱情參與茶業考察和學術活動。
吳覺農也是我國當代茶葉高等教育和茶葉科研機構的倡導者與組織者。他認為振興茶業，必須造就大量高等專業科技人才。1939年他在香港時就和復旦大學有關人士商議此事，后征得復旦大學代校長吳南軒同意，并從貿易委員會和中茶公司爭取到教育撥款，復旦大學農學院茶葉系科于1940年在重慶創建。這是我國第一個高等院校的茶葉專業系科。1941年，他懷著對抗戰必勝的信心，為戰后茶業發展作好準備，率領一批青年茶人，從重慶來到福建武夷山麓，辦起了中國第一個茶葉研究所，他親任所長，開展茶樹更新的研究和實踐。
吳覺農還幾十年如一日地從事茶葉史料的搜集和研究。40年代他組織中國茶葉研究社集體翻譯了美國《茶與咖啡貿易》雜志主編入威廉·烏克斯所著的《茶葉全書》，由他主編出版了中譯本。對我國各產茶省、縣有關茶業的資料，尤其致力搜集。60年代至70年代間，相繼發表了《湖南茶業史話》和《四川茶業史話》。1979年起，歷時五年，主持編寫了《茶經述評》。
吳覺農稱得上是現代“茶業泰斗”，又是一位出色的社會活動家和知名愛國民主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