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從三里屯酒吧到星巴克咖啡再到五福茶藝館，穿梭在動靜之間的人們在充分地享受著生活，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走進了茶藝館，無論聯絡感情還是談生意。坐在幽靜質樸的五福茶藝館里，品著香茗，耳邊飄著若有若無的音樂，整個人都會被一種脫俗和雅氣裹住。從打架斗毆到掀起京城餐飲業懷舊之風再到第一位京城茶藝人，段運松可謂一路摸爬滾打而來。那天，在福麗特中國茶城段云松那間溢滿茶韻的辦公室里，他細細的跟記者聊了許多。
老實說，上學時我不是個好學生，初中時，每到元旦前我就開始倒賣賀卡，我分給各年級的壞孩子每人十張賀卡，讓他們到護士學校宿舍去賣，三毛錢進的賣一塊，一百張就能賺七十塊錢。上學時，我騎著三輪車帶上五十條紗巾，等下課了就在校園里賣。初二時，爺爺去世了，父母回老家處理后事時，我就在家組織一幫孩子去賣萵筍，后來鄰居告訴了我媽。當我在夢中喊著“瞧一瞧，看一看！”時，我爸過來從床底下翻出一桿秤來，他和我媽都很傷心。身為工程師和經濟師的父母決不允許他們的兒子變成小販子。看著他們的兒子整天燙著卷發，穿著喇叭褲，嘴里叼著煙卷兒，喝二鍋頭，交女朋友，和社會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閑逛、打架斗毆，做小買賣，父母為此傷透了心。
放假時，我晚上在東四夜市賣油炸鵪鶉，白天幫著開小賣部的哥們兒賣煙，還騎著三輪車從塔院到紫竹院去進醬油、汽水。高三那年大年三十，我四點鐘就起來，推著爐子、兩百個碗和過橋米線到地壇廟會去賣，走了近三個小時才到，結果還讓火把頭發燎沒了，賣了一百碗賺了九十塊錢。
我知道了周末的韭菜比油菜好賣，香蕉見風就發黑。當然，這些都是從經驗中得來的。而我的學習成績一直不好，每周六學校廣播處分的名單里準有我，初三的模擬考試不及格，回家后，我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躺在床上，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媽站在那兒看著窗外，我知道她在哭。過了一會兒，她說了一句‘我真不知道明年的今天你能干什么！’，我一愣，深深地被刺痛了，一下子就坐了起來，我只說了一句話‘您放心吧！’。從那時起，我開始拼命地學習，我從全年級倒數第三名沖到了正數第十三名，考上了高中。爸媽高興地在十幾平米的小屋里請了兩大桌。后來，我學習又放松了，結果，大學沒考上，我失學了。
總有一天有一輛車是屬于我的
大學沒考上，爸媽讓我去他們的單位當個工人，我不去。當時，正趕上北京金朗飯店要開業需要人，憑著從朋友那兒現學的幾句英語口語，我被錄取了。又聽說王府飯店在招人，我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早晨五點就去排隊抓號，還帶了七八個小兄弟，讓他們領七八個號，以減少競爭。結果，我靠著背熟的請人編寫的英文簡歷，從1200人中被錄取了，那次，共錄用了30人。在那兒，我干過保安、餐飲、行李員。當保安時，有一次，我把一個要去咖啡廳的老外指到了廁所，結果，被人家投訴。值班經理是菲律賓人，過來罵了我半天，我卻一句也沒聽懂。這對我刺激挺大，我開始學英語，也為了能當上行李員多拿些小費。當上行李員后，我給李嘉誠、包玉剛的女兒等人拎過包。當我給李嘉誠拎著包，看著一大群人前呼后擁著他，走在人群最后的我覺得那真是氣派。身為最下層的行李員，伺候的是最上層的客人，稍微敏感點的心，都能感受到反差和刺激：羨慕，妒忌，或是受到激勵。
一天，一個旅游團住進飯店，一百多件行李需要我和另外一個人在30分鐘之內送到十四個樓層不同的房間。當我們氣喘噓噓地把行李送完，爬到十四層樓道里去抽煙時，我看著樓下金魚胡同里的一輛輛小轎車，說了一句‘早晚有一天有一輛車是屬于我的！’這感覺是發自內心的。
有一次，父親對我說他的一個朋友在王府飯店旁邊開了一家中餐館，讓我幫著介紹客人過去。我就把一些外國客人介紹了過去，第一個月就介紹了兩萬多營業額。于是，中餐館的老總請我過去當餐廳經理，每月600塊錢工資，這跟王府行李員每月工資小費加起來3000多塊錢相比，我還是舍不得。兼職吧！白天在飯館從中午12點半干到晚上10點，然后再從墻頭翻過去，到王府飯店上夜班，從晚上11點到第二天早晨7點，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經常是剛剛在飯館穿西裝革履同外國客人交換名片、吃過飯，一個小時后，當我回到王府飯店，換上工作服同他打招呼‘先生，您好！’時，他卻不屑一顧，我知道他不認識我。這樣的落差這樣的日子過了三個多月，我快堅持不下去了。
掀起懷舊風潮
我在那個餐館只干了5個月就又失業了，餐館的上級主管把它轉賣給了別人，那是92年的春天。我和餐館里出來的七、八個人閑著沒事干，打了十幾天的牌，我想這樣下去不行，就偷偷去找門臉。最后，在民族飯店斜對面，找到一個因賠錢換了四個老板都沒開成的小飯館，我包了下來。我們揀來一些沙子、水泥和磚頭，收拾了一通就開業了，叫民豐餃子館。開張第一天只來了一個人，買了半斤餃子，4塊錢。6個服務員全出來伺候這一個客人。吃完餃子那人抹抹嘴說：“雖說咱沒去過五星級飯店，但五星級的服務也不會比你們好到哪兒去！”
我注意到，來這兒吃飯的人桌上都放著大哥大，大哥大那會兒還是有錢人的象征，這些人平常都是吃海鮮的主兒。一個客人對我說：“哥們兒，不瞞您說，好長時間沒吃這么一頓飽飯了！”當時我就琢磨，為什么吃海鮮的人寧愿去吃一頓家家都能做、打小兒就吃的餃子呢？川式的，粵式的，淮揚的，東北的，中國的，外國的，各種風味的菜都風光過一時，可最后常聽人說的卻是：真想吃我媽做的什么粥，烙的什么餅！人在小時候的經歷會給一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吃也不例外。這時，我知道自己要開什么樣的飯館了，我要把餃子、炸醬面、烙餅，這些好吃的東西都擱在一家大的飯莊里。就這樣，我又回到小時候待過的幼兒園，院里那棵大樹和轉椅還在，這里有我要找的感覺。我在院里拴了一只鵝，從農村搜羅來了井繩、轆轤、風箱之類的東西，還砌了口灶。備了擦皮鞋的，胡同口有免費的三輪車候著，我給這個飯莊起了個名字叫“憶苦思甜大雜院”。沒想到很快就火了。
一股懷舊風開始彌散京城，北京街頭陸陸續續出現了“老三屆”、“黑土地”等飯館。我又開了“大年三十餃子城”等五、六家飯店。
茶，改變了我
一次偶然的約會，改變了我的生活。那個臺灣的朋友回北京來小住，他在北京有一套兩居室的房子。一天，他請我去他那兒喝茶。茶有什么好喝的？可當我見到他那套大老遠從臺灣背來的茶具，聽著他講解的茶經，喝著他為我沏的茶，不一樣，就是不一樣。沒想到，這一喝，還真喝出點在中國文化里待了五千年的那個茶味兒，而且有一種不可改變的宿命的東西深入了骨髓，我知道自己該干什么了。那年，我在地安門開了北京第一家茶藝館，取名叫“五福茶藝館”，寓意：康寧、富貴、好德、長壽、善終和知福、享福、惜福、造福、幸福。沒想到茶藝館生意冷冷清清，從憶苦思甜大雜院的大俗走到了五福茶藝館的大雅，有些曲高和寡。但最關鍵的是沒幾個人知道茶藝館是干什么的！有人進來問“有相聲嗎？有快板嗎？有炒菜嗎？那您這兒賣什么？”“有茶呵！”“那我還不如回家喝去！”我開始從聞香杯說起，我想把‘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茶”提升到‘琴棋書畫詩曲茶’上的那個“茶”。但還是沒人理解，沒人來，沒人來就賠錢。我在門口立了塊牌子，上面寫著：衣冠不整者謝絕入內；酒后謝絕入內——有人說，本來就沒多少人喝你的茶，還謝絕這謝絕那的。
第二年，我開了第二家茶藝館。那段時間，我一個人捧著本茶經，把跟茶有關的一切研究了三年。再走出茶樓時，我變了。是茶，改變了我。
這時，生意開始有些變化，這變化首先是從客人身上開始的。一天，一群喝了酒說著粗話的人進了茶藝館，我讓一個茶藝小姐過去為他們服務，我要用靜靜的服務感染他們。20分鐘后，這群人終于安靜下來，走時，他們向我道了歉。我敢說，出了茶藝館15分鐘之內，他們是不會罵人的。人可以改變環境，但環境也可以影響人。誰會在王府飯店隨地吐痰？茶藝館雖說不是教化所，但他能讓文明的人更文明，不文明的人暫時文明一些。如果一個城市多出100家茶藝館，而另一個城市多出100家酒館，晚上9點以后，兩地的治安肯定不一樣。
今天，北京已經有了400家茶藝館，其中的四、五十家是我們幫開的，五福現在開了10家分店。茶藝館70%以上是贏利的。為了倡導茶文化，提倡把茶藝館搬回家，我曾經和我愛人及服務員一起到各大商場去免費表演茶藝。五福成立了第一家茶藝表演隊，代培茶藝小姐，搞茶葉茶具批發，提供開茶藝店的種種服務，并且，五福還同一家國企合作，成立了占地一萬平方米的福麗特中國茶城。
在最困難的日子里，我總是這樣鼓勵我的員工：再微弱的光也是射向黑暗的一把利箭！你問我現在還問不問‘明年的今天我干什么呀？’問還是會問的，但不同的是，我清楚自己明天要干什么。因為我已經找到了自己愿意干一輩子的事兒，這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夕陽站在地平線上的時候，我起身同段云松道別，走在三月傍晚的微風里，腦海中還在回味著段云松的那些‘怪論’。他曾不止一次說過：中國除了四大發明，還有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