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振，茶史專家。長期從事茶史研究，論證巴蜀是我國茗飲文化的搖籃，為發掘和整理我國茶史文獻，推進茶文化研究作出重要貢獻。
朱自振，筆名史念書、史正、史茶，1934年舊歷十二月生于江蘇省武進縣(即今武進市)三井鄉長溝村。
朱自振隨父親到昆山中學讀書。
1950年3月，朱自振參軍正是當年一度隱蔽他家的地下黨干部推薦的結果。在部隊，朱自振擔任文化教員，兩次榮獲三等功。但他深感自己知識的不足，
于1954年10月獲得批準復員，并在寒假之后赴常州母校插班補習高中課程。當年，朱自振考取南京大學歷史系。這為他后來從事中國農業史及中國茶葉史的學術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礎。
編纂完成《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
朱自振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中國農業科學院南京農學院所屬農業遺產研究室工作。該研究室主任萬國鼎教授當時已屆花甲之年。他覺得朱自振在工作上踏實，富有事業心和進取精神，便與之作了幾次長談，便把珍藏的一些茶史著作，以及所撰寫的茶學論文，一一推薦給他，具體指導和幫助他熟悉并鉆研茶史。
在萬國鼎教授的直接指導下，朱自振在茶史探索之路上走出的第一步，就是協助另一位茶史研究專家陳祖架，共同核實、補抄地方志史籍，并且從中熟悉和搜集有關茶史資料。后來，萬國鼎教授分配他們倆去完成茶史研究工作上的另一個重任，即整理和編撰《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
茶史研究課題是1962年在制訂國家科學發展規劃時，由出席會議的萬國鼎提出，獲得批準而后正式下達的。
說來事也湊巧。萬國鼎在京出席科學發展規劃會議的同時，朱自振和陳祖架正好出差到北京圖書館檢索、核對地方志資料。會議一結束，萬國鼎便向他們傳達了會議審定農史課題的有關情況，說“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之方案分上編與下編兩個課題，并說上編由陳祖架、朱自振主持編撰，下編則由朱自振、陳祖架主持編撰，兩人既協力合作又各有側重。當時陳祖架年紀比朱自振大得多，這樣的安排，便于以老帶新，在茶史研究工作上實行“傳幫帶”，同時也表明，萬國鼎對于朱自振在茶史研究這項事業上所寄予的厚望。
朱自振與陳祖架憑借在北京圖書館檢索地方志的過程，發現許多很有價值的茶史資料的線索，提出如果將其一一查抄下來，薈成專冊，對于茶史研究工作來說則裨益不淺。這個設想得到萬國鼎教授的同意。于是兩人便在北京和其他幾家大圖書館呆了下來，夜以繼日地進行突擊。朱自振沒早沒晚都撲在茶史資料的抄錄上，每天一早出門奔往圖書館，抄一個上午，中午只在附近的小攤上吃點面條，下午再繼續抄，晚上在招待所還要忙碌兩三個小時。如此加班加點檢索和抄錄茶史資料，自然收獲頗豐，但他雙腿雙腳的浮腫卻一天比一天嚴重，可他只顧埋頭苦干，把養病與休息置之度外。尤其叫人驚異的則是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情形。這里書庫的調書，搬進搬出工作量很大，而朱自振一個人實在擔負不起。該館工作人員見此情景，就照顧他直接進庫查抄資料。圖書館每天午休都要閉館，朱自振想這午休兩個小時若能利用起來，不就可查抄好多茶史資料嗎?他就找有關領導商量，取得特許，繼續留在書庫趕抄茶史資料。這樣他每天帶點干糧，喝點自來水，照例被“鎖”在書庫內。前后被“鎖”了一個多月，朱自振胃炎發作，頭昏眼花，不時還會惡心、嘔吐，可是他感到最大的欣慰，則是茶史資料取得了意外收獲。
完成北京查抄茶史資料后，接著先后輾轉天津、上海、杭州、寧波，從這些地方的地方志藏書中，查抄到更為豐富的茶史資料。直到1963年5月前后，茶史資料的檢索和補抄工作才大體就緒。遵照萬國鼎教授的指點，由陳祖架和朱自振從事《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上編》的編撰工作，不幸就在這一年，萬國鼎教授突患腦溢血辭世。朱自振則遵循萬氏生前的教誨，誓愿畢生從事茶史研究工作，努力完成其未竟事業。
就朱自振和陳祖架的愿望來說，本想用半年或者稍長一些時間編就這兩部茶史書稿。然而，事與愿違，1964年初春，朱自振被自然毫不例外地被遭查封之厄運。事隔七八年之后，即1973年，農業遺產研究室劃歸江蘇省農業科學院領導。朱自振和其他一些青年研究工作者，奔赴江蘇各地的不同農作物產區，探索農史研究，包括茶史研究的創新之路。其時，朱自振與另一位同伴撰寫了《歷史上蘇州地區的茶葉生產》一文(約1萬余字)，并由當時蘇州地區的農業主管部門打印下發給所屬的茶葉生產單位，供研究參考。此后不久，朱自振則又撰寫了一篇《江蘇茶業的歷史發展及其經驗》的專題報告文章。20世紀70年代，朱自振一度被調到《江蘇農業科技》雜志及報社工作，但他的茶史研究卻始終沒有停止，先后在《茶葉科技簡報》和《中國茶葉》等雜志及報刊上發表有關茶史的文章。
世紀80年代前夕，隨著農業遺產研究室被批準恢復原來體制，朱自振才得以重新走上茶史研究的崗位。上班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其早年送審的關于《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上編與下編兩部初稿重新加以整理和補充。該書1981年由農業出版社出版，了卻了三代茶史研究人員的心愿，也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