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不出產茶，但上海經營茶。特別是在茶的對外貿易方面，早在1685年上海就有茶葉運銷海外的文字記載，鴉片戰爭前，上海已形成茶葉行業并成為茶葉集散地之一。1950年開始的30年間，上海茶葉出口占全國茶葉出口總量的61%~79%。因此，上海有一大批茶人，長年默默無聞地為茶葉對外貿易工作著。何耀曾，就是這支隊伍中的前輩之一。
何耀曾，1920年12月生，浙江上虞人，1940年至1944就讀于復旦大學農業系茶葉專科。在茶界艱苦奮斗了半個多世紀。
1940年，眼看寧波即將淪陷于日軍鐵蹄之下，抱著不作亡國奴的決心，何耀曾決定離開富饒的故鄉，而報考已搬遷至重慶的復旦大學。作為復旦大學茶葉系的首屆學生，他與浙江的同學們一起，乘中茶公司的專車從浙江永康出發，不顧長途跋涉和旅途的艱難險阻，冒著敵機在沿途的狂轟濫炸，冒著生命的危險，輾轉到達重慶北碚。
在復旦大學，吳覺農先生的諄諄教導和殷切期望以及嚴謹的治學態度，給何耀曾留下深刻的印象。1941年底，何耀曾在復旦親耳聆聽了吳覺農先生所做的《復旦茶人的使命》的講話，吳覺農先生勉勵茶葉系科的同學們要努力、刻苦學習，畢業后，要以“復旦精神”，各本所長，各盡所用，為中國的茶葉科學在實用上有飛躍的進步，將來到社會上去出膺艱巨，為祖國茶葉事業的發展作無窮的貢獻。這鏗鏘之聲、肺腑之言，讓何耀曾時時感到記憶猶新，言猶在耳，始終鞭策和激勵著他為發展我國茶葉事業而奮斗。如果說，當時報考茶葉系，對茶葉還沒有多少認識，那么，吳覺農先生的教誨，則鼓舞著何耀曾將茶業作為自己終身的事業。
1948年，在上海國際貿易咨詢所，何耀曾參與了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的工作。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5月29日，何耀曾即到中國茶葉聯營公司報到，歡欣鼓舞地投入了新中國茶業振興事業。1949年，他在上海國外貿易總公司中國茶葉公司任業務部副主任，1950年至1954年，就職于中國茶葉公司華東區公司，在儲運科先后擔任組長、科長。說是儲運科，在百廢待興的茶業前，那是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做。既要管加工還要管機械，既要管技術還要管包裝，甚至還負責向全國供應茶葉包裝。儲運科簡直是個百管部，但是，為了新中國的茶業發展，何耀曾忙得高興，忙得舒心。1956年，茶葉公司在原來拼堆工場、復制工場的基礎上成立了茶廠，何耀曾擔任廠長。當時出口的茶葉都要經過茶廠拼堆復制，那時的年出口量達3萬噸左右，茶廠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廠里有1500多名工人，但是缺乏大型機械，大批量的茶葉要靠人工拼堆，何耀曾和工人們一起沒日沒夜地干。當時按規定廠長家里可安裝電話，可是何耀曾不要，因為他根本沒時間在家里接電話，他日夜奮戰在廠里，連談戀愛都顧不上。有人戲稱這個茶廠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廠，何耀曾忙著，拼著，也快樂著。能擔任這個茶廠的廠長，能為新中國的茶業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他感到光榮和驕傲。
抗美援朝時期美國的封鎖禁運，影響了我國綠茶的對非出口，造成綠茶生產過剩，庫存大量積壓。紅茶則供銷不足，茶葉生產面臨困境，為了解決茶葉的出路問題，保護茶農生產的積極性，中國茶葉公司在吳覺農先生的領導下果斷地采取應變措施，在重點綠茶產區改產紅茶。1962年，全國紅茶會議后，何耀曾又轉而投入紅茶生產。負責聯系江蘇芙蓉、四川新勝、湖北恩施等茶場。多年來，何耀曾經常深入產區，了解紅茶生產現狀，積極為紅茶生產的鞏固提高建言獻策。提出要調整鞏固紅茶生產布局，花大力氣提高產品質量，在對外貿易上放長眼光等等。
1981年，全國茶葉會議期間，吳覺農先生與何耀曾談了上海成立茶葉學會的問題，希望他積極參與，努力把這件事辦好。帶著吳覺農先生的囑托，回到上海后，他與錢梁先生等人無數次地跑市科協，跑有關部門，向他們說明上海雖然不產茶，但上海在茶葉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力陳上海成立茶葉學會的理由，爭取有關單位的支持。經過不斷的努力，在茶葉公司、外貿局、外貿學院、商業二局等單位的支持下，上海市茶葉學會終于在1983年7月正式成立。何耀曾擔任了第一屆理事會理事、副秘書長，1988年離休后，何耀曾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學會建設，先后擔任學會第二屆理事會副理事長，第三、四、五屆理事會顧問，第六屆理事會名譽顧問。學會成立之初，條件相當艱苦，何耀曾等老茶人克服種種困難，精心澆灌、精心培育，硬是將這顆種子培養成了健壯的樹苗。如今，上海市茶葉學會能夠取得驕人的成績，離不開老茶人們打下的堅實基礎。
何耀曾現在雖然年事已高，身體衰弱，但他時時關心著祖國的茶葉事業，關心著上海茶葉學會的成長壯大，常常過問學會的工作，并為學會建設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學會工作人員也時時把他掛在心上，常常上門看望他，關心他的健康，聽取他的意見。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又一代的茶人一定會將祖國的茶葉事業，不斷推向新的臺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