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常掛在我們口邊的詞，真要追究起來，恐怕也沒有幾個人能給一個令人信服的定義。但是，至少在我們大多數人的概念里，如果不是像現今評選名優茶那樣泛濫地去定義這兩個詞，這兩個詞的頭上就都應該是頂著一頂由眾多褒義形容詞構成的大光環，換個角度來說，嚴格意義上的茶人至少在茶界是個名人，他的茶人精神至少是建立在對茶葉事業卓越而又轟轟烈烈的貢獻上的。獲得茶界最高榮譽“覺農勛章”的老茶人們，就應該是這樣的人了。
事實并非如此。能夠經歷大事、做過歷史意義深遠大事的人終究只是少數，況且即使在茶界大名鼎鼎，放到整個社會中去，原本的轟轟烈烈又將沉寂下來，因此，完全以名氣大小和事跡顯隱來給茶人和茶人精神劃分等級，顯然不夠準確。真正的茶人，即便是真的做出了卓越的歷史貢獻，至少都應該能像茶一樣，濃郁之中也不失淡雅。而對于絕大多數沒有顯著歷史功績的茶葉工作者來說，能像茶葉一樣，始終平和、舒緩地奉獻著，難道就不是茶人了嗎?無味才是至味，不正是茶葉和茶人上都應具備的品質嗎?
記者近日采訪了“覺農勛章”獲得者，77歲的老茶人王達先生。王達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具有鮮明茶人性格特征的老茶人。他的老家在上海崇明島，1949年，他從崇明島來到了復旦大學，成為茶葉專修科的一名學生。“在我們這批人考進復旦之前，茶葉系隨復旦大學剛從重慶回到上海，每屆只招收3到4名學生，那時大學里一個系也只有幾個學生。我們是剛解放后招的一批大學生，到了我們，班里就招了33個人。”說到復旦茶葉系，王先生顯得格外興奮，當年的那些同學老師，在他的生動敘述中又一個個活躍起來了，一群立志建設社會主義中國茶葉事業的年輕人仿佛正迎面走來……
1951年，這群年輕人終于走出了復旦的校門，投身到了茶葉事業中。其中，王達先生的工作崗位就是華東農林部特產處。他說，他的同學和他一樣，畢業后主要分配去向都是機關，去了以后就跟著領導各茶區地跑，調查、了解和指導茶區生產，那時的機關工作跟現在的也很類似。不過和現在大學生進機關要通過公務員考試，即使是地市一級的機關都不容易考得進去相比，那時的大學生，一般都會分配到中央級和大區級的機關，這一點說起來，多少也令王達有些自豪。
王先生說了很多關于當時全國茶葉的生產情況、很多他的老師、同學和同事的事跡，而絕少提到他自己。他說，這一代人是一個群體，從大學校門出來后，每個人的生活軌跡基本上相差都不會太大。細細去品味這些人的生活經歷，就像是開水沖泡的一杯綠茶，在濃烈的大環境中，顯得舒緩、平淡，初入口時，滿是苦澀的滋味。
解放之初的生活確實很苦，但是，王達感受到更多的還是幸運和快樂。他說，那時候上大學的機會很少，自己能上大學，畢業后又能到華東區農林部，隨后又調到國家農業部，和同齡的大多數人相比已經是很幸運的了，工作起來，當然充滿了快樂。
而且格外讓他覺得欣慰的是，他所在的農業部是制定茶葉政策的部門，也是代表農民利益的部門。當時的茶葉種植、生產和銷售主要由供銷社、商業部和農業部分工主管，在制訂政策時，各單位難免會有一些不同意見，而王達所在部門正是要深入調查農民情況的部門，作為農民利益的代表參與制訂政策的。身為茶葉工作者，能為農民做事讓王達感到特別自豪。
“那時候，中央機關每隔幾年就有一批人要到地方去，叫精簡機構。那時候很多人都很害怕，害怕一調就調到邊疆去了。當時，很多人就怕到‘新西蘭’去，所謂的‘新西蘭’就是新疆、西藏和蘭州(甘肅)，那時叫支援大躍進。”王達說，1958年的一天，他剛從華東出差回到北京，領導就拿出來文件，說他被調到了湖北省農業廳。雖然離開北京去武漢并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但是，王達說，和那些去“新西蘭”的人比起來，武漢畢竟還是大城市，自己已經算是幸運的了，因此接受了調動。到了武漢以后，王達的主要工作還是在茶葉種植、生產上，他至今還記得當時去恩施幫農民開山種茶的情景。
大躍進結束后就是三年自然災害，不久文化大革命又開始了，“生產由軍管會接管，茶葉生產基本上處于維持狀態。”王達毫不諱言，在湖北的20年間，自己多數時間只能按部就班地工作著。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王達全家回到了北京。記者從他的簡歷中看到，1982年，他升任為農牧漁業部全國農技推廣總站二處副處長，但是他自己卻并沒有提及這次升遷。
如今，王達已經退休在家了，卻依然關心著茶葉的發展，在記者采訪他的時候，他還興致勃勃地談起現在國家的“新農村”建設路線，為這樣的路線叫好，并提出了自己對茶區怎樣建設“新農村”的思考。這樣一位受到時代局限，卻能在平凡的崗位上，坦然地做著平凡的事情，默默奉獻、無怨無悔又始終快樂著的人，不也值得我們尊敬嗎?畢竟我們大多數人都是要在平淡和平凡中度過一生的。
王達簡歷
1931年，出生于上海崇明島;1949年秋至1951秋，在復旦大學茶葉專修科學習;1951年秋至1953年春，在華東農林部特產處任助理技術員;1953年春至1958年夏，在農業部特產司任助理技術員;1958年夏至1979年冬，在湖北省農業廳特產處任技術員、農藝師;1979年冬至1982年秋，在農業部經濟局二處任農藝師;1982年秋至1992年夏，在農牧漁業部全國農技推廣總站二處任副處長、高級農藝師;1992年退休。
長期從事茶葉技術推廣和行政組織管理工作。參加了茶葉生產方針、政策的研究和制訂寫了許多指導茶葉生產的文章和報告，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建議，特別是在主持和組織實施改造低產茶園和全國名優茶開發項目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參與組織開發、推廣采茶機項目中，獲得農業部三等獎。主編出版《中國名優茶選集》，與人合編出版了《中國名茶錄》，參與編審《中國茶業五千年大事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