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覺農，著名農學家、農業經濟學家、社會活動家。我國現代茶業的奠基人。著作甚豐，所著《茶經述評》是當今研究陸羽《茶經》最權威的著作，被譽為當代“茶圣”。最早論述了中國是茶樹的原產地。創建了我國第一個高等院校的茶業專業和全國性茶葉總公司，又在福建武夷山麓首創了茶葉研究所，為發展我國茶葉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
吳覺農，原名榮堂，浙江省上虞縣人，出身貧民家庭。在上虞縣巽水小學畢業后，考入浙江省甲種農業專科學校，1916年畢業。1919年在“五四”運動新思潮的影響下，他從青年時起就立志為振興祖國的農業而奮斗，故更名“覺農”。
他在求學時，即深知我國茶葉歷史悠久，是主要出口的農產品之一，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舊中國統治腐敗，經濟落后，茶葉事業日趨衰退。為學習先進科學，振興茶業，他于1919年考取了由浙江省教育廳招收的公費留學生，赴日本農林水產省茶葉試驗場學習。
1922年回國，原想在茶業工作上有所作為，但因當時軍閥混戰、政局動亂，而壯志未酬。他曾在安徽蕪湖省立第二農校任教員；辦過浙江省的合作事業；經營過上海市的園林場；在家鄉上虞集資創辦茶場，想搞機械制茶，但因資金不足和缺乏經驗而失敗。真心使他走上為實現振興中華茶業理想之路的是他應鄒秉文先生（時任上海商品檢驗局局長）的邀請，籌辦茶葉出口檢驗開始的。他認為，對茶葉實行出口檢驗，雖只是消極地限制次劣茶葉出口，但也不失為是一種改進產品質量的辦法。此后，他積極從事改進茶葉產制工作，他的活動能力很強，爭取到當時的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的支持，組織和參加了對各省主要產茶區的茶業調查，撰寫了《改善華茶之新氣運》、《華茶俄銷問題》、《華茶銷美新展望》等重要文章。他和胡浩川合著的《中國茶業復興計劃》一書，揭露了茶葉對外貿易中洋行和洋莊、茶棧的壟斷操縱和派生的通事、茶號、水客的重重剝削；反映了茶農的悲慘處境；還論述了在茶葉運銷中所暴露出來的舊中國的腐朽和落后。
為辦好茶葉出口檢驗工作，他多方奔走，協調中央有關機構和各地方政府間的合作關系。先后在江西修水、安徽祁門、浙江嵊縣三地建立茶葉改良場，在開創初期兼任場長。在他的推動下，湘、鄂、閩、滇、川、黔、粵等省相繼成立了茶葉改良試驗場（所），對茶葉改進事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1934～1935年，吳覺農爭取到實業部的資助，曾先后到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日本、英國和蘇聯考察，還到了當時被日本侵占的我國臺灣省。回來后撰寫出版了３份考察報告，大力提倡吸取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經驗。
1937年我國最大的茶葉口岸——上海淪陷，茶葉生產、收購、銷售體系被打亂，把分散在各省農村的數萬噸零星茶葉加工成箱茶集中交貨已不可能。迫于戰爭形勢，他建議實行“統購統銷”，1938年6月，財政部貿易委員會頒布了《管理全國出口茶葉辦法大綱》，根據這個辦法，他代表貿易委員會赴產茶省，成立茶葉管理處（局），組織茶葉的生產、收購、加工和運輸。
1938年，在抗日戰爭期間，蘇聯對我國提供了不少軍用物資，我國則以茶葉作為主要易貨商品，但由于談判不力，拖延不決。后由吳覺農代表貿易委員會和蘇聯商務代表談判，順利地簽訂了第一個易貨協定。
抗日戰爭期間，國內口岸淪陷或已喪失易貨能力，港英當局又不允許當時的中國政府在香港設立官方機構——貿易委員會為辦理茶葉出口，只好用富華貿易公司的名義，而吳覺農則以貿易委員會專員兼香港富華公司副總經理的身份，組織全國茶葉運集香港，履行對蘇易貨和對外推銷，1938—1939年間，華茶外銷躍居我國出口農產品中的第一位。
吳覺農認為，振興茶業必須造就大量的專業科技人才。他的這一主張得到了當時復旦大學教授、教務長兼法學院院長孫寒冰的支持，并向代校長吳南軒作了匯報，征得貿易委員會和中國茶葉公司同意，于1940年撥專款在重慶復旦大學創設了第一個茶業系，他兼任教授和系主任。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中國茶葉公司的業務處于停滯狀態。可是，吳覺農對抗日勝利則充滿信心，時刻不忘為戰后的茶葉恢復和發展作準備，他擬訂了一套茶樹更新計劃，為貿易委員會和茶葉總公司接受，并落實了經費在大后方主要茶區進行更新工作。同時，在他的建議下，由他率領一批有茶葉技術專長的青年人離開重慶，1941年在福建崇安武夷山麓建立了第一個茶葉研究所，親任所長，開展了對茶的系統研究。
1945年吳覺農回到上海，在朋友的邀請下，參加并組織興華制茶公司，任總經理。不到兩年，公司費盡心血產制出來的箱茶全被官僚資本集團掠吞，公司無法生存。但吳覺農仍想對茶葉事業有所貢獻，便從臺灣購得茶機，從小型機制茶廠作試驗，1947年在杭州辦起之江機械制茶廠，在經營和技術上都取得了不少經驗。
吳覺農畢生追求進步，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為黨做了很多工作。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他同胡愈之、鄭振鋒等七人在《上海商報》發表公開信，對國民黨的血腥屠殺提出了義正詞嚴的強烈抗議，屠殺提出了義正詞嚴的強烈抗議，周恩來稱贊這一行動是“中國正直知識分子無畏的創舉”。在白色恐怖時期，他不顧自身安危，在家中掩護了劉鼎、吳先清等共產黨人。
“九·一八事變”后，吳覺農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在重慶參加了由王昆侖、王炳南、許寶駒、陽翰笙、屈武等人發起的“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為團結國民黨軍政各界上層人士，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戰爭后期，他同金仲華等通過“經濟團體聯誼會”、“科學工作者協會”等群眾團體，宣傳大好形勢，穩定科技、工商界上層人士，使他們消除顧慮迎接解放。
1949年秋，吳覺農到北京參加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他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農業部副部長，兼任茶葉公司總經理，很快建立了較完整的茶葉產銷體系。迅速簽訂了與蘇聯的茶葉貿易合同，并積極組織茶葉收購工作，推銷積存陳茶，配合中央恢復經濟，扶持大城市工業生產的方針政策，利用“壓資訂機”大力訂購茶葉機械，為適應對蘇貿易，推行茶葉改制（綠茶改紅茶）。同時，聯絡有關部門組織、建立和擴大茶業教學、科研機構，改進產制運銷技術管理，促進了新中國茶葉事業的發展。
1952年卸任農業部副部長之后，從未放棄過對茶葉生產和科研的關心。50年代后期主動向周恩來總理要求去中國農科院茶葉研究所工作，雖未能如愿，但已足以體現出他對新中國茶業和茶學的熱愛。20多年來，他服從工作需要，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和愛國統一戰線活動，歷任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二、三屆政協副秘書長，第五、六、七屆政協常委；1949年參加中國民主建國會后，歷任第一、二、三、四屆中央常委，1988年改任民建中央咨議委員會副主任，為推動社會主義的建設與發展，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作出了積極貢獻。
“文化大革命”中，他雖受到沖擊，但從不計較個人恩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志向始終不渝。粉碎“四人幫”后，他表示，再也坐不住了，一定要在有生之年為茶葉事業貢獻余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吳覺農已80歲高齡，但仍熱心參與茶業考察和學術活動，深入南方重要茶區商討發展茶葉生產，提高茶葉品質，積極撰寫論文，對出口創匯作了宏觀管理改革意見的論證，利用各種渠道提議案和建議，其中有不少都被采納并付諸實施。
1956年后，他歷任中國農學會第一屆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顧問等職，1978年起歷任中國茶葉學會名譽理事長。1989年于北京逝世。
茶樹種源研究的帶頭人
茶原產于中國而后傳播于世界。但在舊中國很少有人研究茶樹的原產地問題，國外學者認為茶樹原產地不在中國。早在1919年，吳覺農留學日本期間就注意收集資料，回國后專心研究，于1923年撰寫了《茶樹原產地考》，該文對茶樹起源于中國作了論證。這是自有文獻記載以來第一篇運用史實駁斥英人勃魯士（R·Bruce）于1826年提出“茶樹原產于印度”的觀點；該文同時也批判了1911年出版的《日本大辭典》關于“茶的自生地在印度阿薩姆”的錯誤解釋。
半個多世紀后，吳覺農于1978年在昆明又發表了《中國西南地區是世界茶樹的原產地》一文。他認為，茶樹原產地是茶樹在這個地區發生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既包括它的祖先后裔，也包括它的姊妹兄弟。因此，他應用古地理、古氣候、古生物學的觀點研究得出，我國西南地區原處于勞亞古北大陸的南緣，面臨泰提斯海，在地質史上的喜馬拉雅運動以前。這里氣候溫熱，雨量充沛，地球上種子植物發生、滋長，不斷演化，是許多高等植物的發源地。茶樹屬被子植物欄門（Angiospermae），茶亞屬、茶蛆，是茶系中的一個種。通過植物分類學系統，可以找到它的親緣。山茶科植物共有23屬，380余種，分布在我國西南的有260多種。就茶屬來說，已發現的約100種，我國西南地區即有60多種，符合起源中心在某一地區集中的立論。其次，吳覺農認為，喜馬拉雅運動開始，我國西南地區形成了川滇縱谷和云貴高原，分割出許多小地貌和小氣候區，原來生長在這里的茶種植物，被分別安置在寒帶、溫帶、亞熱帶和熱帶氣候中，各自向著與環境相適應的方向演化。位置在河谷下游多雨的炎熱地帶，演化成為撣部種；適應河谷中游亞熱帶氣候演化成云南—川、黔大葉種；處于河谷斜坡溫帶氣候的，則逐步篩選出耐寒、耐旱、耐蔭的小葉種。只有我國西南地區才具備引起種內變異的外部條件，但都是同一個祖先傳下來的后代。
吳覺農從茶種親緣關系和茶樹種內變異類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