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茶契我燒了吧，我的扇債你也免了吧！”這個以扇賭茶的游戲最后以有趣的求饒作結，真是風雅得可以，足見徐渭為得到佳茗而化出的勞力。
徐渭（1521-1593），字文長，號天池山水，表藤道士，又號田水月。山陰人，明代著名文學家、書畫家、戲劇家。是一個文藝上難得的全才、奇才，袁宏道稱他為“有明一人”。他的繪畫創中國古代表藤畫派，以后的揚州八怪、近代的吳昌頌、齊白石都受其影響。其劇論《南辭敘錄》為我國古代研究南戲的第一部著作，又有《四聲猿》等雜劇傳世。他自言吾書一詩二文三畫四。其詩其文獨步明代詩壇文苑，袁宏道在《徐文長傳》中說：“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文長眼空千古，獨做一時。”“先生詩文倔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之下自有定論。”徐渭長期居于紹興，又擅于書面詩文，故除酒外，也與茶結伴。
他的《與鐘公子大賭藏鉤……》一詩就講了一則有趣的故事。當時他已71歲高齡了，家境貧苦，孤獨一人，僅以賣書畫，賣藏書過日。一日老友鐘公子來訪。鐘公子名無毓，字廷英，家境豪富，其父曾為知府，公子富才華，慕文長詩畫才情，時相過從，兩人竟為忘年交。這日，興致大發，竟至大賭藏鉤游戲，并由各人寫下字條為憑：徐渭要喝茶，就讓鐘公子寫出若輸則交出后山茶一斤；鐘公子喜文長書畫，就讓徐渭寫出若輸就要替他畫18把扇畫。賭的結果，鐘公子固然要給徐渭后山茶一斤，徐渭卻也要為他寫上18把扇面。后山茶、系當時名茶，產于上虞縣后山。明萬歷《紹興府志》“山”和“物產”兩節中均有說明：“縣后山，在縣署后北城經，其麓產佳茶”。“茶，上虞后山茶。”徐渭得到茶很高興，但當場要立即畫18把扇面卻并非易事，他畢竟已是71歲的老人了，結果寫得他口焦唇燥喉干舌澀，兩臂酸痛腰間無力，大約寫到最后，確實沒力氣了，就只好對鐘公子說：“你的茶契我燒了吧，我的扇債你也免了吧！”這個以扇賭茶的游戲最后以有趣的求饒作結，真是風雅得可以，足見徐渭為得到佳茗而化出的勞力。
在今上虞市曹娥廟左側廂，有浙江省著名的天香樓藏帖碑廊。這是清代嘉慶元年至九年，由上虞人王望霖撰集、仁和縣范圣傳鐫刻的，匯集了沈周、文征明、唐寅等明清80多位書法家的墨寶，真行草隸諸體皆備，蔚為大觀。原刻碑藏于梁湖天香樓，1987年整修曹娥廟時移設于此。在這些書法珍品有一處頗引人注目的墨寶：徐渭《煎茶七類》。文后還有一段王望霖的評述：“此文長先生真跡。曾祖益齋公所藏，書法奇逸超邁，縱橫流利，無一點塵濁氣，非凡筆也。望霖敬跋。”又蓋有兩顆藏印。王望霖的跋語，從書法上評述了徐文長此碑超凡脫俗、出類拔萃的成就，“非凡筆也”一語作了最高的概括和贊美，所以全稿在書法史上有重要意義。
從茶史上論，徐渭的《煎茶七類》稿是中國茶道之至論，而且這文稿的形成和出現，又有著引人導幽探秘之魅力。《煎茶七類》在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徐渭集》中書題下謂：“舊編茶類似冗，稍改定之也。”這“舊編”是誰呢？眾說紛紜，或謂明代陸樹聲的《茶寮記》。但《茶寮記》出于1570年前后，而徐文長此文寫于1575年，亦即《茶寮記》問世后之四五年。僅隔這么幾年，又怎稱“舊編”呢？《徐渭集》中的這一疑問在天香樓藏貼的《煎茶七類》中卻明白清楚地解決了。原來在藏貼的文末，徐渭還有一段跋語：“是七類乃盧仝作也。中夥甚疾。余臨書稍改定之。時壬辰秋仲，青藤道士徐渭書于石帆山下朱民之宜園。”壬辰，系萬歷二十年（1592），為徐渭去世前一年，這是他作《煎茶七類》行書刻貼之年，離1575年作草書《煎茶七類》已十六七年，在這長長的十多年間，他當然繼續閱讀許多茶道之書，自然了解陸樹聲論著與盧仝著的異同，如果果真出于《茶寮記》，則他一定會注明這一出處，何況此時他已是孱弱老人，窮困潦倒到無以為生計的地步，而陸樹聲則官至禮部省尚書，正是人貴盛勢，如由此引起陸之不滿，他又如何承當得起呢？但他依然在跋語中明確注明此為“盧仝作也……余臨書稍改定之。”這種秉筆直書，不阿權貴的耿直精神正是茶道真諦。徐渭飲于茶行于道，深得其中個味，為這一千古名作注明出處，解決茶史研究上一個疑團。《煎茶七類》主要內容將在《茶與文學》章中作專題介紹，這里僅就上虞天香樓藏貼的這一跋語的重要作用予以說明，亦適見徐渭對茶道理論研究之深刻和寫作態度之認真。
徐渭晚年，貧病交加，正如他自述：“渭無狀，造化太苛猛想逼”，“骨脊肱弱”，“貧而多難”。他又嗜茶，茶多由友人供之，每一得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次鐘元毓贈以后山茶，他高興極了，立即復信道：“一窮布衣輒得真后山一大筐，其為開府多矣！”“開府”即嘉州蒙山茶，亦為當時名茶。一次答友人饋魚：“明日擬書茶類，能更致盈尺活鯽否？”以書寫茶類之文去換鯽魚，可見貧困無奈的程度，也可見世人對其寫茶類之文的重視與喜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