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說過，作家有兩類，一類是對人類的幸福負有責任；另一類是對自己的故土負有責任。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的浙江作家王旭烽說，從內心而論希望承擔兩種責任，但實際上更側重于后者。
王旭烽的獲獎長篇小說《茶人三部曲》具有濃重的鄉(xiāng)土氣息。共130萬字的小說寫了從1863年至1998年的故事。小說以綠茶之都杭州的忘憂茶莊主人杭九齋家族四代人起伏跌宕的命運變化為主線，展現(xiàn)了在憂患深重的人生道路上堅忍負重、蕩污滌垢、流血犧牲仍掙扎前行的杭州茶人的氣質和精神。王旭烽把人格化了的茶文化精神與中華民族求生存、求發(fā)展的堅毅精神和酷愛自由、向往光明的理想傾向融為一體，使世紀風云、杭州影史、茶業(yè)興衰、茶人情致相互映帶，顯示出嚴謹明達的史觀和大規(guī)模描寫社會現(xiàn)象的腕力。王旭烽杭州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后到茶博物館工作，接觸到中國茶文化的精髓，也接觸了很多茶人。她對茶文化的研究獨到精深，她說：“如果用一種植物來關照我們這個民族的話，沒有什么比茶來得更為合適了。茶的內瀲、歷史悠久、生命力旺盛的特點很多地方與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品質相關。”
王旭烽的寫作過程非常艱苦，三部小說共寫了十年。第一部是手書完成的，這部書稿后成為浙江圖書館當代文學史收藏的第一部手稿。從第二部起，她用電腦打字。盡管當時有孕在身，但為了創(chuàng)作，她全然不計后果。王旭烽說：“一部好作品有三個特點，一是對人類生存狀態(tài)的關注程度，二是具有不可重復性，三是要在文本、語言、結構上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要有差異。我在小說中用了三種語言，即使用了成語、詩詞，追求工筆畫般的細致；用了吳越方言，杭州人讀起來特別親切；還有外來歐化的長句子，尤其是展示內心世界和抒情時用。我是學歷史的，歷史學錘煉了人的品格，窮盡一生追求一個真理是我們的座右銘。我的習慣是寫完了以后要朗讀，看看是否通順，刪除多余的詞，特別是副詞。我每部作品都修改了5遍。”待小說第三部完成后，王旭烽對孩子說：“咱們慶祝一下吧！領著孩子走到街上，她買了一束鮮花，讓孩子捧著，因為孩子也是這套書的半個作者。”
王旭烽在小說創(chuàng)作的同時還寫下20萬字的茶學專著，闡述茶文化與哲學特別是儒釋道的關系。其中《大象無形———論中國茶藝形式》獲得國際茶文化學術論文二等獎，《飲茶說茶》被韓國作為茶文化的大學教材。她現(xiàn)在是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理事。
王旭烽酷愛自己的故鄉(xiāng)，辛勤地創(chuàng)作。她說：“寫作是一種孤獨的勞動，當我們在文學中看人生、看幸福、看人際交往和終極關懷時，就如同有一根血脈相連。十年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一個農夫勞作的態(tài)度來耕耘這片茶園，我感受到了工作的艱辛和欣慰，也習慣了自己在勞動中逐漸培養(yǎng)起來的質樸的工作與生活方式。我把我虛構的文學世界建立在我腳踏實地生活著的大地上，這既是文學生涯所然，也是命運所然。”
當茅盾先生的故鄉(xiāng)收獲菊花的時候，王旭烽在此也收獲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豐碩果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