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振是學界公認的著名茶史專家，國內屈指可數的頂級茶葉歷史文化研究權威。在近50年的茶史研究生涯中，他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發掘和整理中國茶史文獻資料，論證巴蜀是中國飲茶文化的搖籃，培育茶文化研究后繼人才。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對推進茶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贏得了世人對他的普遍尊敬。
傾力編纂歷史資料
資料積累是從事科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然而，獲取豐富翔實科學的茶史資料并非易事，沒有堅忍不拔的毅力，沒有不甘寂寞的精神，沒有獻身科學的決心，沒有鑒別資料真偽優劣的能力，一切都無從談起。
南京大學歷史系的4年大學生活，為朱自振從事中國農業史、中國茶葉史學術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1959年，他從南京大學畢業，來到中國農業科學院南京農學院農業遺產研究室工作，邁入學術研究的殿堂。該研究室主任是著名農史專家萬國鼎教授，當時已是花甲之年。他認為朱自振工作踏實，富有事業心，進取精神強，出于愛才、培養接班人的考慮，他與朱自振作了幾次深談，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部分茶史論著、撰寫的茶學研究論文，鄭重推薦給朱自振，開始具體指導和幫助他熟悉并鉆研茶史。
朱自振是幸運的。在萬國鼎教授的直接指導下，他在茶史研究路上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協助另一位茶史研究專家陳祖椝，共同核實、補抄地方志史籍，從中熟悉和搜集有關茶史資料。后來，萬國鼎教授分配他倆去完成茶史研究工作上的另一個重任，整理編撰《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
1962年，制訂國家科學發展規劃時，參加會議的萬國鼎提出的茶史研究課題獲得批準。萬國鼎在京出席科學發展規劃會議的同時，朱自振和陳祖椝正好出差到北京圖書館檢索、核對地方志資料。萬國鼎向他們傳達了會議審定農史課題的相關情況，提出“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分上編與下編兩部分，上編由陳祖架、朱自振主持編撰，搜集經史子集和筆記、雜考中的茶葉資料，下編則由朱自振、陳祖椝主持編撰，搜集地方志中的茶葉資料。這樣分工便于通力合作又各有側重，加上陳祖椝比朱自振年長許多，在茶史研究中利于實行“傳幫帶”。可見，萬國鼎對朱自振在茶史研究這項工作中寄予厚望。
朱自振與陳祖椝在北京圖書館檢索地方志的過程中，發現許多很有價值的茶史資料線索，提出將其全部查抄下來，匯成專冊的設想，得到萬國鼎教授同意。于是兩人便在北京和其他幾家大圖書館夜以繼日地進行抄錄。朱自振爭分奪秒，他總是每天一早出門奔往圖書館，抄一個上午，餓了，中午就在附近的小攤上吃點面條，下午接著繼續干，晚上回到招待所還要忙碌兩三個小時。由于超負荷地工作，他的腿腳浮腫一天比一天嚴重，對此，他全然不顧，只知埋頭苦干。他甚至心甘情愿地被“鎖”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一個多月，趕抄茶史資料。這里書庫調書，搬進搬出工作量很大，朱自振一個人實在擔負不起。該館工作人員見此情景，就照顧他直接進庫查抄資料。但午休時，圖書館要閉館，午休這兩個小時不利用起來，實在太可惜了。他找有關領導商量，取得特許，繼續留在書庫抄錄茶史資料。他每天自帶干糧，喝點自來水，中午自愿被“鎖”在書庫內。這一鎖就“鎖”了一個多月，“鎖”得朱自振胃炎發作，頭昏眼花，時不時還惡心、嘔吐，可是令他感到高興的是，茶史資料取得了意外收獲。
北京查抄茶史資料旗開得勝，朱自振馬不停蹄地轉戰天津、上海、杭州、寧波，從這些地方所藏的地方志書中，查抄到更為豐富的茶史資料。1963年5月前后，茶史資料的檢索和補抄工作基本完成。在萬國鼎教授的指點下，陳祖椝和朱自振開始編撰《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上編》，不幸的是，該年萬國鼎教授突患病謝世。朱自振遵循萬教授生前的教誨，誓愿終生從事茶史研究工作，努力完成其未盡事業。
朱自振和陳祖椝本想盡快編就這兩部茶史書稿。然而，事與愿違，1964年初春，朱自振被調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編撰工作被迫中斷。1965年年底，經加班加點，編成了《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上編并下編的初稿，并立即寄交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審查。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送審稿自然慘遭查封之厄運。
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朱自振首先想到的就是將早年送審的《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上編與下編兩部初稿重新加以整理和補充。該年陳祖椝不幸病逝，兩部書稿的重新校注和增補工作落在朱自振一人身上。1981年，農業出版社出版了上編《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1991年，東南大學出版社又出版了下編《中國茶葉歷史資料續輯》。歷經近30年，這兩部書稿的出版，了卻了三代茶史研究人員的心愿，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1995年，退休后的朱自振繼續整理茶史資料。他在香港城市大學作客座研究員的時候，對中國歷代茶書進行全面搜集，潛心校勘，撰寫題記，校加注釋，奠定了《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一書的基本面貌。
論證巴蜀茶源
科學研究是學者的生命，是全部價值的主要體現。朱自振是茶史研究方面的“稀缺資源”，是國家認定的存世不多的園藝類科學技術專家，他幾十年如一日，在茶史研究領域辛勤耕耘，作出了突出貢獻。他一生著述頗豐，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4種資料書外，還有《太湖地區農業史稿》、《中國茶酒文化史》（合著）、《茶史初探》、《農業通史》（參編）、《中華茶葉五千年》（參編）等，發表論文100多篇。他在茶史研究方面建樹頗多，提出過許多論見，其中最突出的主張則是巴蜀是中國飲茶文化的搖籃。
朱自振考證認為：先秦之時，巴蜀乃是兩個部族或國家，一個由巴人血統形成的巴族（巴國），一個則是由蜀人血統形成的蜀族（蜀國）。現今重慶一帶，即是巴族聚居的領域，而現今成都一帶則是蜀族聚居的領域。這兩個部族，都并非當地的土著。相傳“蜀人和黃帝族同源，是由甘青山地沿橫斷山脈南遷的羌族的一支。巴人祖居‘湖北清江流域’，《太平寰宇記》引《世本》說，‘巴郡南郡蠻，本有五隆……皆出武落鐘離山。’鐘離山，亦名留難山，位今湖北長陽縣境內；其中巴姓的一支，就是由這里沿大溪移居川東的。巴族、蜀族移居巴山蜀水以后，他們和原先居住在這里的一些氏族，住相錯，行相仿，交相融合，產生或形成了一種巴蜀文化。”這種由古代形成的巴蜀文化之中，自然就包括飲茶文化在內。
朱自振從1959年大學畢業后，茶史研究一直伴隨著他走過了數十年的漫長歲月。退休之后，他依然在茶史研究領域中筆耕不輟，探索不止。他學術生命仍然十分旺盛，國內的重要茶文化會議，經常能看到他活躍的身影，日本京都大學的學術報告講壇上，留下了他智慧的聲音，香港、澳門的學術交流活動中，記載了他的足跡。如今年愈花甲的朱自振，盡管體弱多病，但在茶史探索之路上的奮斗精神卻不減當年。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我愿為中國茶葉歷史文化奉獻終生！”
培養后繼人才
人才培養是學術傳承的主要途徑，是學術繁榮的重要前提。朱自振深知，單靠少數精英式的專家學者，是不能迎來茶史研究領域的繁花錦簇的。他在奮力開拓茶史研究的同時，多了一項重要工作，這就是精心培養碩士、博士這種高層次的茶史研究專門人才，把自己的研究心得毫無保留地教給他們。
他教育學生，做學問一定要老老實實，切忌浮躁、浮夸，更不能走歪門左道。他認為，高層次的茶史研究人才，必須眼界開闊，能夠走出國門，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為此，他經常帶研究生參加高層次的學術研討會，讓他們能夠與頂級專家一起加強交流，便于學習。
如今，朱自振悉心培養的學生，已成為茶史研究領域的生力軍，有些已經成長為獨當一面的專家。王利華，南開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是朱自振指導的碩士研究生。章傳政，安徽農業大學茶文化研究所業務骨干，朱自振指導的第一位博士，他被評為優秀博士……
朱自振還有不少“編外學生”。近年來，茶史茶文化研究方興未艾，許多年輕人慕名而來，請求朱自振加以指點。對此，他一概來者不拒，有求必應，視同己出，為此花費的時間、精力難以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