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遺址的建筑標志,由重達數百噸的 三塊巨石疊成,仿佛是原始社會氏族的高大門 樓,屹立在姚江北岸。上方橫置的巨石雕刻著 雙鳥舁日圖案,象征著七千年前的文明,豎著的 巨石上有沙孟海書寫的“河姆渡遺址”五個大 字。站在建筑標志傍的河姆渡口,舉目所及,四 明山群峰猶如奔騰而來的巨浪,突然凝固在姚 江南岸,環立成黃墓山、浪干山、晾網山等,姚江 在石拱小洞橋處打了個大灣,顯得江面寬綽,水 波不興,北岸河姆渡口泊著船只。人們迷于這 山水風光,容易疏忽河姆渡遺址建筑標志傍的 黃墓渡茶亭碑。
這里是河姆渡遺址,何以出現黃墓渡名稱? 但這里是黃墓渡又是實實在在的。古老的 “黃墓渡茶亭”仍在,亭內的茶亭碑方位依然。 復制的碑文,立于河姆渡遺址的建筑標志下,全文清晰。茶亭碑建于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黃墓渡為“寧郡通 衝”,渡口有茶亭,免費向過往行人施茶,長盛不衰。此地“山有竹木茶 桑果之盛,江有魚蝦貝蚌藻之豐”,貿易興隆。詩稱“登程客才吃茶去, 渡水人從彼岸來。”為使茶亭永久有人專管落實,碑文記述“造茶亭、筑 道岸、置渡產、修渡船。”碑文還記載:老渡產按老碑所記,不再重復;又 寫有一月柴山被和尚典押在外,新增兩丘渡產的土名、方位,也寫得十 分明確,面積有4畝6分。
據《史記》與《后漢書》記載:夏黃公姓崔名廣,齊國人,曾隱居夏里 修道,故號稱夏黃公。秦末避亂,他與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同隱 于陜西商山。因四人年齡都八十有余,須眉皓白,被稱謂“商山四皓”。 漢初,髙祖劉邦想廢掉柔弱無能的太子劉盈,另立愛妃戚夫人之子趙 王如意。呂后用張良(子房)計,使劉盈作書,卑辭厚禮迎來商山四皓。 一天宮宴,四皓侍立在太子身后,高祖一見,覺得奇怪而問四人何為 者? ”四人言對,各言姓名,劉邦于是大為驚疑。宴畢,他便對戚夫人 說:“四人者吾求不得,今從吾兒游,為之輔,羽翼已成,太子難易矣。” 劉邦死后,太子劉盈繼位,即漢惠帝。不久,皇權即為呂太后所掌 握,商山四皓也只得各奔他鄉。據《慈溪縣志》等文獻記載,夏黃公即 出亡東南,隱居于浙東的大隱山。黃宗羲《四明山志》更論證“大隱以 大里黃公墓所得名。”古人有《過黃墓渡懷黃公》詩:“頭上無天地少塵, 覆船真可與翁鄰。江流不解先生意,浪語傳呼古渡津。”
黃墓渡地名富有文化含量,為一批文人所詠誦。有一首古詩則寫 商山四皓中張良計、上呂后當的史實:“子房水石投,商山奚借重。商 山雖云高,乃為雌呂用。異者孝惠孱,七年辜漢統。黃公胡為者,遁逃 句甬東。爵祿不可羈,萬古激清風。我來尋遺壟,不見漢黃公,但見滄 江上,芝田煙靄中。”
河姆渡地名既雅又俗。雅到曾稱黃墓渡,與秦末漢初商山四皓相 關,俗至百姓口頭相傳成諧音謂河姆渡。在滄海桑田巨變中,過往渡 口的行人把地名演繹為河姆渡也有創意。渡口緊臨河江,地名帶“河” 字合情合理;而“墓”字使人感到陰風陣陣,同渡船企求平安吉利不協 調,與詩人夸張“覆船真可與翁鄰”那種心情終究不同,沉船為人們所 忌。寧波一帶方言中又多有“姆”音,如郭姆、姆嶺等。于是,在口碑相 傳中,把黃墓渡俗稱河姆渡,前后傳承密切,顯得通俗易懂。
對于有七千年文明史的河姆渡遺址來說,地名插入兩千多年前黃 公墓的掌故,還只是其中一段歲月,要了解新石器時代河姆渡先人稱 呼所在地的名稱,已難以查考。但當時正值原始氏族公社的母權制開 始轉向農耕的父系社會,人們在“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環境中,人與人 之間,與媽媽的關系更為誠篤,“姆”又是“媽”的浙東方言,至今還有把 母親稱謂“阿姆”的。從這一點上講,把母系社會的遺址名稱帶有“姆” 字更為確切。世界上不謀而合的事情很多。河姆渡先人生活在山麓 河畔稱謂河姆渡也有可能。
當今,河姆渡地名因其燦爛的文化揚名世界。
江澤民題詞的“河姆渡博物館”和發掘河姆渡遺址的現場,與渡口 建筑標志毗鄰,展示了七千年河姆渡文化的壯麗畫卷。那里人工栽培 的水稻,干欄式建筑以及原始的文化藝術震驚世界,博物館里陳列的 樟科植物葉片等原始茶遺存的物質,已引起農史學家、茶文化人士的 關注。河姆渡口的茶亭碑和博物館陳列的樟科植物葉片,充實和豐富 了中華茶文化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