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三道茶起源何時已難考證，但這套精妙而又飽含人生哲理的茶道禮節，發端并存活于蒼洱山水間的白族人家，其實并不令人意外，因為古時的大理是云南茶文化的中心。
大理雖然不是云南茶的主產區，但由于歷史和區位優勢的關系，大理在古代云南茶葉的貿易交通中所占的地位不容忽視，在古代云南茶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尤其如此。正是在大理，云南古代的茶文化實現了第一次整合，初步形成了獨具地方特色的云南茶文化。原因很簡單，唐朝初期在大理崛起的地方政權南詔國，在一統云南后具備了整合云南茶文化的政治、經濟基礎。
對照歷史脈絡和地圖就會發現，無論是南方絲綢之路還是滇藏茶馬古道，有一個重要的節點都是難以避開的，這就是大理。南方絲綢之路是比絲綢之路更早出現的陸上大通道，一頭串聯起四川乃至更為廣闊的中原大地，一頭串聯起印度以至范圍更為寬廣的東南亞、南亞一帶。而滇藏茶馬古道自古以來，就是連接起云南邊地與藏區的大通道。這兩條古代陸上大通道上來往流通的，不只是馬幫和各種物資，還有來自各個地方的頗具差異性的文化。
當兩條古道在大理相遇，呈十字型交錯而過后，各種文化也在大理交匯融合，碰撞并迸發出別樣火花，因此大理也有“亞洲文化的十字路口”之稱。在這種區位優勢下，發端于四川的中國古代茶文化，可以通過起點為成都的南方絲綢之路傳到大理；產于“銀生城”廣大地域的茶，可以通過滇藏茶馬古道經景東、巍山運到大理；兩條古道沿線各民族的飲茶習俗，自然而然地也可以傳到大理。
于是，當南詔國政權建立起來后，云南古代的茶文化在大理首次得到了有效整合。特別是在唐南詔國、宋大理國兩個地方政權延續統治的500多年間，通過南方絲綢之路、滇藏茶馬古道傳播而來的印度佛教、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在大理交匯融合，使得佛教在大理地區廣為傳播并盛極一時，以至大理被稱為“妙香佛國”。佛教的傳播和興盛，為云南古代茶文化的初步整合提供了堅實的文化基礎。
云南是世界茶樹的發源地，也是最早飲茶和對茶樹進行人工種植的地區之一，這已經無需贅述了。但在唐南詔國建立之前，卻幾乎沒有任何產茶和飲茶的文字記載。關于云南茶的最早記載，出自唐代樊綽于咸通三年（862年）撰寫的《蠻書》卷七：“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這條被許多愛好者所熟知的史料，所包含的信息量是比較豐富的，但許多人都將注意力集中在了產茶上，而對飲茶習俗沒有深究。
對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南詔國時期至少在大理的蒼山洱海周邊，已經形成了普遍的飲茶習俗。《蠻書》成書時，由蒙舍詔（南詔）統一洱海周邊其他五詔后建立起來的南詔國，其疆域遠超今天的云南省境。其政權的主體，尤其是貴族上層，也早已經從蒙舍詔的發祥地巍山搬到大理壩子。因此，樊綽所謂的“蒙舍蠻”飲茶法，至少已經是大理壩子及其周邊地區較為普遍的飲茶法。當時的洱海周邊地區，是南詔國都所在地，自然是云南的政治、經濟中心，所以這里流行的風尚必然對整個云南的生活習俗產生巨大影響。
可以推斷，隨著南詔的強盛，在滇池地區筑拓東城（古昆明城）后，所謂“蒙舍蠻”的飲茶習俗，自然也會傳播到以滇池為中心的滇中地區，并進一步向周邊輻射開去。從樊綽留下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三道茶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南詔國是飲茶的古法，而這種飲茶法實際上也隱約有唐朝時中原一帶的風韻在里面。所以個人推測，現在白族的三道茶，是在承襲“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的基礎上，不斷演進后形成的。三道茶的雛形，弄不好在南詔國晚期或大理國時，就以宮廷飲茶禮儀的形式出現，當元滅大理國后流入民間。
如果推測成立，那么現在云南許多少數民族間保留的飲茶習俗，特別是烤茶，與三道茶基本是同根同源的。三道茶的第一道，實際上就是烤茶。也就是說，當年的宮廷飲茶禮儀流入民間后，在包括白族在內一些少數民族間被簡化成為了烤茶，實際上即便現在烤茶在白族、彝族人的生活中也有一定的禮儀性。而白族人聚居的洱海周邊，由于物產豐富且當時白族人的文化水平相對較高，所以就被升級成了現在的三道茶。
當然這些只是個人推測，并無明確的史料佐證。對三道茶最明確的史料記載，出現在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的游記中。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徐霞客抵達大理的賓川雞足山，受到高僧宏辯的熱情款待。徐霞客在游記中寫道：“宏辯諸長老邀過西樓觀燈。樓下青松毛鋪籍為茵，去桌趺坐，前各設盆果，注茶為玩，初清茶，中鹽茶，次蜜茶。”徐霞客的記載，與現今“一苦二甜三回味”的白族三道茶稍有出入，不知是徐霞客記述有誤，還是后來三道茶有所演變，抑或是佛家與民間所飲之三道茶本就有所差異，我們無從得知。但作為國內五大佛教名山之一的雞足山，其一淡二咸三甜的茶道，卻也能給人一種佛理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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