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盞，歷代有各種不同的稱謂，每一種稱呼背后即表達了茶人對茶盞之美的詩人想象，也體現了不同時代里茶盞的器型變化。
在飲茶之始，由于茶在當時的生活飲品中還沒有占據主流位置，因此也就沒有真正專門用來飲茶的器具，喝茶時常與酒器、食器一起混同使用。自秦漢以后，飲茶之風日漸興起，茶具才開始從日常的食器、酒器中分離出來。至唐代，茶已成了人們日常生活飲品，并且形成了茶人興茶、皇家重茶、文人寫茶、佛教崇茶、舉國飲茶的社會現象，此時方才出現了專門用于飲茶的器具——茶盞。
唐岳州窯青釉碗
在唐代，茶盞常被稱為“茶碗(盌)”、“茶甌”。在唐代詩文中，“茶甌”出現的頻次要遠高于“茶碗”。
“茶碗”的詩文，有：盧仝《七碗茶》的“一碗喉吻潤……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王維《酬嚴少尹徐舍人見過不遇》的“君但傾茶碗，無妨騎馬歸”。
“茶甌”的詩文，有：邊塞詩人岑參《暮秋會嚴京兆后廳竹齋》的“甌香茶色嫩，窗冷竹聲干”;姚合《杏溪十首·杏水》的“我來持茗甌，日屢此來嘗”。
整個唐代詩人中，留下茶盞詩詞最多的當數白居易。白居易自號醉吟先生，不獨好酒，而且嗜茶如《想東游五十韻》的“客迎攜酒榼，僧待置茶甌”;《重修香山寺畢題二十二韻以紀之》的“煙香封藥龜，泉冷洗茶甌”;《山路偶興》的“泉憩茶數甌，嵐行酒一酌”;《招韜光禪師》的“白屋炊香飯，葷膻不入家。……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等等。
唐邢窯白釉玉璧足茶碗
器型上,唐代的茶碗或茶甌口徑較大、高度較矮。在唐代煎茶法中，大口徑，有利于觀看茶湯的色澤與變化;高度較矮有利于手的把持。茶盞在成為專門飲茶器具后，唐人在茶盞的器用之外，開始對茶盞有了美的視覺需求。
宋定窯白釉斗笠盞
在宋代，“茶盞”(琖)是最為普遍的說法，但“茶甌”、“茶碗”依然被繼續沿用。茶盞和茶甌被用的最多，也無明顯區分。即便是描寫建盞的詩文中，也時而用“盞”，時而用“甌”。
“茶盞”的詩文，有：蘇東坡《送南屏謙師》的“忽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陸游《夢游山寺焚香煮茗甚適既覺悵然以詩記之》的“毫盞雪濤驅滯思，篆盤云縷洗塵襟”;梅堯臣《次韻和永以嘗新茶雜言》的“兔毛紫盞自相稱，清泉不必求蝦蟆”。
“茶甌”的詩文，有：陸游《試茶》的“綠地毫歐雪花乳，不妨也道入閩來”;范仲淹《和章岷從事斗茶歌》的“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雪濤起”;葛長庚《水調歌頭·詠茶》的“放下兔毫甌子，滋味舌頭回”。
宋建窯兔毫盞
受宋代理學的影響，宋代茶盞輕盈而優雅，造型上更為秀麗、挺拔，盞壁斜伸、碗底窄小，亭亭玉立，給人一種不穩定的感覺，充滿了“文人氣質”。與唐代的張揚、豪放、大度的氣質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宋代茶盞講究“收斂、節制”，造型上細致入微，且更注重比例的協調。
明成化斗彩團花鳥茶杯
進入明清之后，茶盞開始被稱為“茶杯”，并漸成主流，但“茶盞”、“茶甌”仍時有出現。但此時的“茶盞”或“茶甌”只是名稱上的沿用，器型上與唐宋時期具有質的不同。
“茶杯”的詩文，有：吳寬《愛茶歌》的“堂中無事長煮茶，終日茶杯不離口”;文征明《閑興(六首之二)》的“莫道客來無供設,一杯陽羨雨前茶”;文征明《三月晦徐少宰同游虎丘》)的“一樽不負探幽興,更試三泉覆若杯”;張以寧《題李文則畫陸羽烹茶》的“閱罷茶經坐石苔,惠山新汲入瓷杯”。
清雍正斗彩翠竹茶杯
由于飲茶方式的巨大變革，明清時期的茶杯發生很大的變化，不僅將茶盞、茶托二器合一，且器型上比宋代小得多，釉色也由黑釉轉變為白瓷。由于用葉茶直接沖泡,茶湯綠,故白瓷更能襯托出葉茶嫩芽沖泡時的嫩綠的色澤。
明清對茶盞的喜好，高濂在《遵生八筆》概括得最為精辟:“茶盞惟宣密壇盞為最,質厚白妾,樣式古雅,有等宣密印花白瓶,式樣得中而羞然如玉。次則嘉密心內茶字小蓋為美,欲試茶色貴白,豈容青花亂之”。
茶碗、茶甌、茶盞、茶杯，不同的稱謂，牽引著不同時代的品飲用法，與自我表情的釋放。每一個稱謂背后，都是美的開始和詩人對茶和盞的詠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