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茶業50年的回憶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1945年起，我先后在江蘇灌云縣板浦中學讀初中、上海復旦中學讀高中，1952年我從復旦大學農學院茶科畢業后從事茶業，與茶結緣。我從事茶業逾50年，備嘗人生五味：“酸、甜、苦、辣、咸”，現在是回甘人生。
1952年，復旦大學畢業后，在國家統一分配下，我來到了中南區茶葉公司(武漢)技術室工作。上崗不久即同公司領導陪前蘇聯茶葉專家貝可夫等到中南區公司所屬的茶區實地考察，獲得許多感性知識，并經常下到產銷茶第一線從事技術工作，為從事茶業打下了堅實基礎。
我記得當時陪同貝可夫等三位前蘇聯茶葉專家來武漢的主要有中央外貿部處長李滄、中央農業部高級農藝師沈其鑄，中國茶葉公司總技師胡浩川，總技師助理王郁風，我是隨同所在的中南區茶葉公司葉聲經理、馮紹裘技師去湖南、江西，湖南省茶葉公司副經理楊開智(毛澤東主席夫人楊開慧烈士的胞兄)加入，我們一行從湖南益陽坐船到安化、新化茶區，途中楊開智先生向我談到毛主席很重視茶業，常問他茶事。最近，我和王郁風先生談到當時的人和事感慨萬端。
1954年，我奉派到中國進出口公司香港代理處——華潤公司和德信行公司出口部茶葉組主辦茶葉經貿業務，主要是開拓香港、澳門及與我國未建交國家的茶葉市場開發，逐步掌握了茶葉經貿實務的技能。
在香港從事茶業工作有十多年，留下較深刻記憶的是，我曾經辦理普洱茶業務，也就是在那個年代，香港興起了“普洱茶熱”，我身歷其境，耳聞目睹了香港茶商潑水渥堆普洱茶，親身體驗到普洱茶越銷越多，并向我國臺灣省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擴銷。
1965年我從香港奉調回內地，脫下西裝即下到農村，調到廣東英德茶場、中南茶葉研究所(設在英德茶場)。在英德茶場的十年里，適逢“文化大革命”。茶場生產、科研陷入癱瘓，不過，我的“下放勞動”多是與茶場(廠)工人和知青在茶園、茶廠跟班勞動，對我掌握茶葉生產技術無疑是有好處的。
1975年由英德茶場調到華南農業大學任教，1985年我率先在全國高等農業院校開出“茶葉貿易學”新課，并在茶葉經貿方面多有建樹。我以產、學、研、貿相結合，并在搞好教學工作之余，從事著、論、譯，在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書刊上發表的文章超過100萬字。
當代茶圣吳覺農先生1978年給我的信中認為，我在復旦大學茶科畢業后又在茶葉生產、貿易單位從事20多年的實際工作，是當前我國高等農業院校(茶學)師資中罕見的人才，鼓勵我發揮所長。
我除了經常參加國內的茶事會議或活動外，還應邀出國考察和講學。
1991年作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茶葉官員到斯里蘭卡、泰國考察，1993年參加印度尼西亞“飲茶與人體健康和社會效益”國際學術研討會，1998年到澳大利亞考察茶葉市場，2002年到日本參加“中國烏龍茶專題研討會”。
在日本停留期間，有一件事令我印象較深的是在東京舉辦的“中國烏龍茶專題演講會”的晚宴上，日本茶界人士紛紛向中國專家提問，其中日本紅茶協會名譽顧問，年過80歲的山田明老先生提出：“中國名茶祁門紅茶的高香是否用一種木材煙味熏出來的?”此問題由我當場作答。我闡明：祁紅高香是其品種固有和精湛的加工技術所致，不是用木材煙熏，他所指的煙熏茶，是福建崇安縣產的“正山小種”(Lapsang Souchong)，也是中國名茶，他當時說：日本紅茶協會在日本中學教科書里對中國紅茶的科普知識，有誤導，他表示：“非常感謝您的回答，這在今后日本茶界里，有關正確知識的普及與推廣，能起很大作用。”
丁俊之簡歷
江蘇連云港人，1952年畢業于國立復旦大學農學院茶專科后，從事茶業已50年，曾在茶葉生產、貿易、科研、教育單位工作，對茶葉產、制、銷的專業知識全面、扎實，個人著、論、譯在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書刊上發表的超過100萬字。其學術代表作以中、英、日、法、印尼文在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刊物上發表。1991年曾作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茶葉司官員赴斯里蘭卡考察紅茶加工技術及貿易。原任華南農業大學茶葉加工貿易教研室主任、茶葉貿易碩士研究生導師、國際茶葉科學文化研究會名譽副會長、中華茶人聯誼會高級顧問、中國茶葉流通協會顧問、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中國未來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中國世界貿易組織(WTO)研究院特邀研究員、當代茶圣吳覺農茶學思想研究會常務理事、日本中國茶協會顧問等職。其研究方法和教學、科研成果，推動了茶業的發展，成為中國茶葉學科帶頭人之一。根據其學術水平、科研成果和工作成就，特別是其成功地運用交叉科學于茶業領域，美國世界名人研究院(ABI)授予其“世界名人”稱號，之后又被評選為“二十一世紀有杰出成就人物”而榮獲“2000年榮譽金獎章”。
發表過《論茶在當代飲料中的地位和大趨勢》、《新世紀的飲料將是茶的世界——我們應改變熱飲的單一方式加快改革步伐》、《修正“洗茶”至關重要——莫把茶俗中的陋習、茶藝中的積弊，“洗茶”當茶藝規范》、《中國茶品牌之道》等重要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