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以文化面貌出現，是在兩晉南北朝。但若論其緣起還要追溯到漢代。
茶成為文化，是從它被當作飲料，發現了它對人腦有益神、清思的特殊作用才開始的。中國從何時開始飲茶眾說不一。有的說自春秋，有的說自秦朝，有的說自漢代。目前，大多數人認為，自漢代開始比較可考。根據有三：第一，有正式文獻記載。這從漢人王褒所寫《僮約》可以得到證明。這則文獻記載了一個飲茶、買茶的故事。說西漢時蜀人王子淵去成都應試，在雙江鎮亡友之妻楊惠家中暫住。楊惠熱情招待，命家僮便了去為子淵酤酒。便了對此十分不滿，跑到亡故的主人墳上大哭，并說：“當初主人買我來，只讓我看家，并未要我為他人男子酤酒。”楊氏與王子淵對此十分惱火，便商議以一萬五千錢將便了賣給王子淵為奴，并寫下契約。契約中規定了便了每天應做的工作，其中有兩項是“武陽買茶”，“烹茶盡具”。就是說，每天不僅要到武陽市上去買茶葉，還要煮茶和洗刷器皿。這張《僮約》寫作的時間是漢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西漢中期之事。我國茶原生地在云貴高原，后傳人蜀，四川逐漸成為產茶盛地。這里既有適于茶葉生長的土壤和氣候，又富灌溉之利，漢代四川各種種植業本來就很發達，人工種茶從這里開始很有可能。《僮約》證明，當時在成都一帶已有茶的買賣，如果不是大量人工種植，市場便不會形成經營交易。漢代考古證明，此時不僅巴蜀之地有飲茶之風，兩湖之地的上層人物亦把飲茶當作時尚。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開始喜好飲茶的大多是文化人。王子淵就是一個應試的文人，寫《凡將篇》講茶藥理的司馬相如更是漢代的大文學家。在我國文學史上，楚辭、漢賦、唐詩都是光輝的時代。提起漢賦，首推司馬相如與揚雄，常并稱“揚馬”。恰巧，這兩位大漢賦家都是我國早期的著名茶人。司馬相如曾作《凡將篇》、揚雄作《方言》，一個從藥物，一個從文字語言角度：都談到茶。有人說，著作中談到茶，不一定飲茶。如果說漢代的北方人談茶而不懂茶、未見茶、未飲茶尚有可能，這兩位大文學家則不然。揚雄和司馬相如皆為蜀人，王子淵在成都附近買茶喝，司馬相如曾久住成都，焉不知好茶?況且，《凡將篇》講的是茶作藥用，其實，藥用、飲用亦無大界限。可以說會喝茶者不一定懂其藥理，而知茶之藥理者無不會飲茶。司馬相如是當時的大文人，常出入于宮廷。有材料表明漢代宮廷可能已用茶。宋人秦醇說他在一位姓李的書生家里發現一篇叫《趙后遺事》的小說，其中記載漢成帝妃趙飛燕的故事。說趙飛燕夢中見成帝，尊命獻茶，左右的人說：趙飛燕平生事帝不謹，這樣的人獻茶不能喝。飛燕夢中大哭，以致驚醒侍者。小說自然不能做信史，《趙后遺事》亦不知何人所作，但人們作小說也總要有些蹤影。當時產茶不多，名茶更只能獻帝王，這個故事亦可備考。司馬相如以名臣事皇帝，怎知不會在宮中喝過茶?況且，他又是產茶勝地之人。相如還曾奉天子命出使西南夷，進一步深入到茶的老家，對西南物產及風土、民情皆了解很多。揚雄同樣對茶的各種發音都清楚，足見不是人云亦云。所以，歷代談到我國最早的飲茶名家，均列漢之司馬、揚雄。晉代張載曾寫《登成都樓詩》云：“借問揚子舍，想見長卿廬”，“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區。”故陸羽寫《茶經》時亦說，歷代飲茶之家，“漢有揚雄、司馬相如”。其實，從歷史文獻和漢代考古看，西漢時，貴族飲茶已成時尚，東漢可能更普遍些。東漢名士葛玄曾在宜興“植茶之圃”，漢王亦曾“課僮藝茶”。所以，到三國之時，宮廷飲茶便更經常了。《三國志·吳書·韋曜傳》載：吳主孫皓昏庸，每與大臣宴，竟日不息，不管你會不會喝，都要灌你七大升。韋曜自幼好學，能文，但不善酒，孫皓暗地賜以茶水，用以代酒。
蜀相諸葛亮與茶有何關系史無明載，但吳國宮廷還飲茶，蜀為產茶之地，當更熟悉飲茶。所以，我國西南地區有許多諸葛亮與茶的傳說。滇南六大茶山及西雙版納南糯山有許多大茶樹，當地百姓相傳為孔明南征時所栽，被稱為“孔明樹。”據傣文記載，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傣族已會人工栽培茶樹，這與諸葛亮南征的時間也大體相當。可見，孔明也是個茶的知己。
飲茶為文人所好，這對茶來說真是在人間找到了最好的知音。如司馬相如、揚雄、韋曜、孔明之類，以文學家、學問家、政治家的氣質來看待茶，喝起來自然別是一種滋味。這就為茶走向文化領域打下了基礎。盡管此時茶文化尚未產生，但已露出了好苗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