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元年(1875年)，年事已高的陜甘總督左宗棠受命于危難之際，就任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同期整頓西北茶務。
左宗棠整頓西北茶務，其措施是：
一是豁免歷年積欠，消除茶商顧慮。規定“豁免積欠課銀，停止應征雜捐”。這一措施調動了茶商的積極性，許多商人改營茶葉。
二是另組新柜，恢復茶銷規模。左宗棠既整頓原有東西二柜，又組織了新的茶葉組織――南柜。據《清史稿》卷124《食貨志五•茶法》載：左宗棠“遴選新商采運湖茶，是曰南柜”。南柜的茶商主要由湖南老鄉充任。南柜在西北軍政府的強有力的扶持下，經營業務和規模迅速發展，后來居上。
三是改引為票，嚴格稅制。整頓茶務之前，西北地區的茶商一般靠“茶引”購買茶葉，當時規定1引80斤，茶商可不受數量限制，隨意領取茶引，有的商人領取的茶引多達數十乃至百引。這樣就使得茶引制相當混亂，既缺乏嚴格的管理，又易偷稅漏稅。左宗棠改“引”為“票”，“以票代引”。 按當時的具體規定是：1票=50引≈4，000斤，承領人至少得領1票，并且必須在陜甘一帶有房屋不動產，與此同時，實行同行3家連環保結，屬歷史上的株連作法，也是合同擔保的雛形。清政府規定每票征稅銀258兩，初領時先收100兩，將茶運送到蘭州入庫時，再補繳交其余的158兩。在繳納課稅后，可自由經營。
四是鼓勵茶商運銷，與外商競爭。針對外國商人在沿海各口岸購銷茶葉的現象，左宗棠經過與湖南省有關部門協商，對于持有陜甘茶票的茶商運茶過境時，只征收稅金2成，其余8成由陜甘都督府補貼，在湖南應解甘肅協餉內劃抵。這一措施可謂一舉兩得，既激發了茶商運銷茶葉的積極性，又解決了甘肅協餉歷年所拖欠的問題。
西北茶務整頓以后，茶銷業逐漸復蘇，清末民初有了長足發展，僅蘭州地區經營茶葉貿易的商號就增至40余家，所發茶票逐年增加，每年經銷的茶葉多達數百萬斤。據不完全統計，光緒八年(1882年)，第2案茶票的發行量為402張;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第8案茶票的發行量增加到628張;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第11案茶票的發行量增加至1，855張。這一年，僅新泰和、魁泰通等8家陜西幫茶號就領取茶票320張，計茶128萬斤左右。其中新泰和一家就承領茶票82張，計茶32•8萬斤;魁泰通承領茶票44張，領茶17•6萬斤。
原來的西柜的商號魁泰通，在與東柜茶號合伙經營的10余年內，迅速興盛起來，重新變成了獨立經營的茶號。再如南柜的乾益升、天泰運等茶號，在新疆地區頗負盛名，到民國初年，天泰運的副茶已經暢銷西北各地。
清末民初西北地區作為茶葉出口的重要通道，將華茶源源不斷地運送到西亞和俄羅斯銷售。早在左宗棠督理陜甘政務時，俄國人索思諾福齊等人就曾經來到蘭州，向左宗棠請求在西北地區通商，期盼兩湖茶(湖南茶和湖北茶)銷往俄羅斯。光緒七年(1881年)，清政府同意經蘭州、嘉峪關，沿著古代絲綢之路將茶葉銷至俄國。光緒八年(1882年)至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與俄國先后訂立了《伊犁條約》、《俄商借道伊、塔運茶出口章程》等。這樣，大量茶葉通過西北地區而運送至俄國。據統計，當時俄國所需的華茶竟占其用茶量的1/3左右。徐方干在《歷代茶葉邊貿史略》一文中評價左宗棠整頓甘肅茶務時指出：
左氏引案之制，始于公歷一八七五年，廢于一九四二年，其間，凡經六十余年，此種制度施行以來，乃挽回咸(豐)同(治)(1851～1874年)年間西北茶銷停滯之全局，亦即奠定六十年來西北邊銷之基礎也。
北洋軍閥和民國初年，中央政府對于地方勢力的控制往往力不從心，對于西北地區的茶葉貿易只能是任由地方政府進行，實際上所能做到的只是征收茶稅而已。因此，這一時期，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管理稅收上，而不是直接控制茶銷業。將西北茶銷業納入市場運行，這種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西北地區茶銷業的發展。尤其是1942年4月，國民黨政府正式頒布了《茶額統稅征收暫行章程》，茶葉也被列入征收統稅的商品之一。按此規定，所有國內外運銷茶葉，不論品種和質量，一律從價征稅15%，凡是完納稅課的茶類，可以自由運銷各地，不再重征
從此西北茶銷業一反統制而完全市場化了。西北茶商激增，茶葉銷量擴大，湘茶占七成多份額。
